當代藝術批評的陣地本屬于藝術體制的第三空間。這個空間的本質是批評家們臨時的、虛擬的集合。如今，這個空間已經萎縮，幾近消失。

所謂第三空間，是相對于藝術機構和藝術媒體而言。藝術機構及其從業者構成第一空間，即實體空間。藝術媒體及其從業者構成第二空間，即傳媒空間。而藝術批評，則是與第一、第二空間交叉存在的一個臨時的、虛擬的集合。

為什么說它是臨時的、虛擬的集合？因為批評家本身就是一個臨時的、虛擬的稱謂。這個稱謂是由藝術體制制造出來。參與主體往往自稱，或者被媒體、機構稱為批評家。在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的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批評家。批評家在社會中另有正式職業，從來不以批評糊口。

當代藝術界，我們為什么需要這樣一個臨時的、虛擬的第三空間？如果藝術批評被認為“對藝術世界中的藝術現象，特別是藝術品的意義和價值的分析、闡釋和評判。”那么，中國當代藝術絕不缺少現象分析和闡釋性的文字，而是缺少評判性的文字。所謂批評失語，主要是指后者。

中國當代藝術批評遇到了問題。問題的關鍵依然是康德兩百多年前提出的如何“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

在《什么是啟蒙》中，康德為我們勾勒出公共領域的基本模型，其也是當代藝術批評依存的“第三空間”。這個空間的基本屬性便是參與者可以“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因此，當代藝術批評的第三空間如此虛弱，恰是那些可以成為批評家的主體“沒有勇氣”，或者根本“不屑于”“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

什么是“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很簡單，就是從自己的職業職責中跳出來，表達自己的評判意見。當代如此發達的媒體工具，為表達意見提供了充足的通道，但現實是，藝術批評依然短缺。

當代藝術批評的潛在主體與藝術機構、藝術媒體存在重合關系，使得當代批評中基本缺失了“評判性”文字。這樣，批評就不再是理性的公開運用，而是“私下運用”——即履行職責。

批評家忽而是策展人，策展人從來不曾對自己旗下的藝術家公開提出批評性意見，因為這與策展職責相悖；批評家忽而是某機構的館長，館長從來不曾對自己收藏的作品提出批評性意見，因為這與他的管理職能相悖；批評家忽而是媒體編輯，媒體編輯少有批評性言辭，因為這與雜志的運營方式相悖；批評家忽而是學者，學者極少關心與自己理論無關的藝術作品，因為這與其學術研究方向相悖。

所有這些相悖，讓當代藝術批評失去第三空間的屬性。工作在各自領域的批評主體不再越出職責之外“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

最終，批評家們臨時、虛擬的集合僅是一個理論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