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或許（中國）是時候取消增速目標了。”近日，多家媒體報道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的這一言論。據悉，這是席睿德在9月2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其2016年度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報告舉行的解讀會上作出的正式表示。

席睿德解釋稱，這是IMF首次在對華年度磋商報告中給出這一建議，2015年的磋商報告建議采用有一定范圍的增速目標區間。今年的建議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來看，最理想的是取消增速目標，次優做法是將增速目標設定得更為現實，不然，至少也應進一步擴大增速目標區間。“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沒有增速目標，僅有增速預測。”席睿德就取消增速目標的建議進一步表示，這樣的做法會提高政策制定者的靈活度——如果經濟、就業情況還行，增速稍有下滑，不一定非要刺激；如果增速下滑太快，也不是不能進行必要刺激。

每年一到夏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會陸續發布對各成員國有關宏觀經濟審議的“第四條款磋商”報告。在今年八月份正式公布的2016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報告中，IMF預計中國經濟全年增速為6.6%，高于年初預測的6.5%。另外，IMF對中國在諸多領域，特別是在利率自由化、人民幣國際化及城鎮化進程方面的結構性改革表示歡迎。報告強調連續性、協作性和清晰性的國家政策是經濟平穩過渡的關鍵，全球經濟也將因此受益。IMF這些關于中國宏觀經濟的積極判斷，為前不久召開的G20杭州峰會注入了信心。

然而正如席睿德所指出的那樣：“真正重要的不是今天的增速，而是未來那么多年、具有可持續性的增速。”在中國經濟增長取得巨大成果，且中國仍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貢獻三分之一以上的當下，IMF對于中國預先制定增速目標，再不遺余力實現目標的基本模式提出改革建議，可以說自身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如果不是被嚴峻的當前經濟形勢和不容樂觀的未來經濟預期所逼迫，實不至于要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這一基本模式。IMF這一建議背后的邏輯和判斷，值得國人細細思量。

過去幾十年來，GDP增速成為衡量各級政府成績的首要指標。制定GDP增速目標，招商引資努力實現甚至超額實現增速，成為各地政府最大的工作。依靠縣域經濟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你追我趕，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長期的高速發展，普通民眾生活水平也確實得以提升。

如果說之前的最大問題是GDP太少，國民擁有的產品和服務太少，我們通過制定增速目標成功地追趕了上來，那么中國目前的GDP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甚至按照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購買力平價（PPP）”的算法據說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我們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產品和服務缺乏，而是結構不合理，增速代價太昂貴，增速不可感以及發展不可持續。

有鑒于此，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增速合理區間，一些地方政府如上海市，在2015年初就已經率先提出不設GDP增速指標，而是卸下包袱，將重心轉移到調結構、發展新產業體系上。上海的率先，并非其在GDP增速上毫無壓力，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目前情況下還追求增速，滿足的是面子和數字，葬送的是民眾的幸福感和未來的競爭力。二者孰輕孰重，判斷起來應該不難。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16年的經濟工作重點“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要完成這五大任務，又要“不甘人后”地完成經濟增速目標，這不啻于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一心不能二用，當地方政府紛紛慣性般地想著先完成硬性的經濟增速指標再說其它的時候，改革的五大任務可以說已經失敗大半。如若不信，請看當前房地產和信貸業的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