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美，不獨在其山水空間之絕勝，更在于自然山水和人文史跡的交相輝映。行走在這個歷史文化名城中，那些眾多流傳至今的優秀碑刻，正如一本本“石質書籍”，立于山水之間，巖崖之上，或古樸，或厚重，或含蓄，或張揚，或訴說著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或演示著一場科學的探索過程，或張揚了一種文字的藝術表達，彰顯出杭城深厚的歷史、文化及精神內涵。

曲院風荷碑碑亭

蘇堤春曉碑，上圖為碑陽，下圖為碑陰

碑刻，泛指刻石文字或圖案。這些包括書法繪畫、功德錄、記事年表、紀念標識等具有文化價值和歷史屬性的碑刻，反映一個城市的變遷和文明的傳播。在文明演進中，先人用一筆一刀，賦予冰冷的石頭以歷史內涵，并閃爍出藝術之光，碑石逐漸成為文字的重要載體，記錄著歷史滄桑的腳步，折射著文字嬗變的過程，展現著中國古代燦爛的書法藝術，最終形成獨特的碑石文化。

杭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研究員、浙江省甲骨文學會副會長陳進說，杭州碑石涉及歷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數千年杭州人民在文明創造中流傳下來的珍貴文化財富，現在西湖邊的碑石主要集中在杭州各文博單位中，其中杭州孔廟最多，岳廟、西泠印社、浙江圖書館孤山館舍也有許多碑石，據不完全統計，西湖碑石總數在1100石，涉及御書、史實、科技、法帖、繪畫、儒學、宗教諸多領域。

為了更好地響應國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精神，倡導國學，弘揚國粹，杭州日報藝術典藏周刊將與西泠印社共同推廣金石文化，讓這份國粹得以傳承和弘揚。

西湖十景碑： 讓文化西湖更負盛名

西湖，是一座詩情畫意的東方文化名湖。蘇堤春曉、曲院風荷、斷橋殘雪，這一組組題名景觀系列，從宋朝自杭州流行開來，并傳播至整個東亞，這是杭州的原創，是中國的原創。

“西湖十景”，源出南宋畫院西湖山水畫題名，南宋后期名家詩詞中，西湖十景為題的逐漸風行起來。而宋覆滅后，一度蕭條乃至一些景觀難尋舊跡。1699年，西湖十景值得記住的一年，清康熙南巡杭州，逐一品題西湖十景。他修改了其中四景之名，改“兩峰插云”為“雙峰插云”，“麯院風荷”為“曲院風荷”，“雷峰夕照”為“雷峰西照”，“南屏晚鐘”為“南屏曉鐘”(不過，大家似乎也只保留他的前兩個更改)。人們把康熙御筆所書景名刻石立碑，稱為御碑，并建亭護之。

題名之后的“十景”之名，從以前書中記載的文字名詞，成為十景所在景點的標志。而乾隆亦南巡杭州，多次就十景賦詩，刻于碑陰等處，于是帶動了更多的文人墨客，以詩詞、繪畫、書法等形式描繪贊頌西湖十景。西湖十景也就被公認為西湖山水的代表，成為本世紀初西湖申遺中最具創造性精神和藝術典范價值的核心要素。

其中，“蘇堤春曉”碑位于蘇堤壓堤橋西南堍。碑陽(即碑的正面)“蘇堤春曉”為康熙所書，正上方有“康熙御用之寶”篆印一方。五十二年后，其孫乾隆南巡杭州在碑陰題詩，此后五次南巡，又一次次疊前韻題詩，布滿碑額，連碑的兩側、碑額的兩側也沒有放過。

“蘇堤春曉”碑為清代原物，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被破壞斷為三段，后修補恢復。同為清代原物的十景碑還有“曲院風荷”碑。碑陽同為康熙御筆，也有“康熙御用之寶”篆印。因為此地原為南宋釀造官酒的作坊“麯院”，因康熙南巡杭州而復興，建造了蜿蜒曲折的園林院落，因而他改為“曲院風荷”而流傳至今。當然，乾隆后來照著“蘇堤春曉”碑一一題滿了詩。

其余“斷橋殘雪”等八碑，均在為近幾十年間摹刻重立，除“三潭印月”碑外，都為康熙或乾隆御題。這些景點碑刻記錄了各自獨具特色的歷史故事、趣聞，使觀者能夠借助多姿多態的書法篆刻藝術更深切地領略杭州秀美俊麗的詩畫山水，西湖景致也因此更負盛名。

表忠觀碑：“有德于斯民甚厚”

人們都知道蘇堤，是為紀念蘇東坡而命名。而蘇東坡撰寫的“表忠觀碑記”，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表忠觀碑現陳列于錢王祠北功臣堂內，其碑記是蘇東坡撰并書。經過元祐黨爭，蘇東坡的手跡遭大量毀損，所剩無幾。表忠觀碑為其書碑的代表作之一，清雄豪放，是蘇東坡留存下來不可多得的書法珍品。

北宋熙寧年間，杭州知州趙抃見錢王墳墓、祠宇荒廢，而他認為吳越王有功于后世，應得到人們的敬重，于是報請朝廷批準，將龍山上廢寺“妙音院”改建為表忠觀，觀中供奉錢氏三世五王。蘇東坡為之撰寫“表忠觀碑記”，敘述了吳越國三代錢王在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五代時期，奉行中原正朔，不失臣節，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終納土歸宋的事跡，褒揚了歷代錢王的功績，認為“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

明嘉靖年間，杭州知府陳珂因宋代原碑殘剝而重新摹刻，碑文楷書，雙面刻，每面7行，原有4石，流傳至今尚存3石，缺第2石。“錢祠表忠”現為西湖三十景之一，倚城面湖，風景極佳。

孔子及弟子像贊刻石：皇帝與大師的合作

李公麟，北宋畫壇一代宗師，畫人、馬著稱。宋高宗趙構，秉承父兄家傳，也是酷愛藝術。在杭州孔廟，就留有這兩位“名家”書畫合作范例——“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贊刻石”。

1156年，宋高宗趙構將自己對孔子及其弟子所題的贊辭配合李公麟圣賢圖，分別刻于15塊石頭上，置于太學。石高44厘米，寬125厘米，厚20厘米，今缺1石，序號為“十”。又殘缺半石，序號為“十四”。原刻像73人，今存65人。

首石的前5行刻宋高宗圣賢像贊之序，繼之刻孔子坐像及兩弟子立像，每像右上或左上刻像之姓名、字、本籍及贈號，其下刻宋高宗四言八句贊詞，惟孔子之贊為四言十二句。李公麟以白描畫法，抽象表達出孔子像敦厚仁愛，弟子像姿態各異，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為后世所宗。

錢元瓘墓室刻星象圖：千年前的天空是這樣的

藏于杭州孔廟星象館內的“五代錢元瓘墓石刻星象圖”于公元941至960年間建造，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石刻星象圖，也是杭州碑林的鎮館之寶。

1965年夏，浙江省博物館發掘五代吳越國王錢元罐墓。墓頂石刻星象圖，刻工精細，位置準確。星象用陰線勾畫，中央刻拱極星座，周圍刻二十八宿。正中位置的北斗七星，石刻星座共183顆，每顆星星都線刻成白色小圓圈，十分清晰。此外，還用單線刻半徑不等的四個同心圓，圓心即天球北極;第一圈直徑為49.5厘米，表示范圍內的星象繞天球北極旋轉時不沒入地平，亦即蓋天圖中的內規：第二圈直徑189.5厘米，為蓋天圖外規，表示再往外的星在觀察地點看不見。最外面圓圈是蓋天圖的重規。

這幅圖比世界公認的蘇州石刻星圖早三百多年，面積也大四倍，是研究古代天文學的極為珍貴的資料。它表明，杭州在吳越時期，天文科技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漢三老碑”：浙江第一石

縱然歷史遠去，滄桑碑石猶存。距今約兩千年的“漢三老碑”，是目前浙江僅有的兩塊漢碑之一，堪稱“浙江第一石”，現立于孤山，西泠印社特為之建造的漢三老石室內，為西泠印社鎮館之寶。

此碑高93厘米，寬42厘米，共存217字，碑文是一位“三老”及其后兩代人的名諱與忌日。漢代的“三老”，是一種掌管教化的虛職，鄉、縣、郡都設有，并非正式的官員編制，而只是榮譽尊銜。“三老碑”是一位名叫“通”的三老，其孫子“邯”所立，目的是讓后代子孫在言語文字上知所避諱，并且記住祖先的德業，曉得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人祭祀。

“漢三老碑”從發現到收藏，頗有曲折。清咸豐二年(1852)，余姚客星山下出了一塊較為平整的石料，碑額斷缺，碑身基本完好。當地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報余姚富紳、“金石癖”周世熊。周世熊根據其文字記載內容與字體筆法，認定這塊石碑非同一般，便運回自家庭院“卜日設祭，移置山館，建竹亭覆之”。

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園被毀，石碑倒臥伏地，壘作灶臺，埋鍋炊用。太平軍退后，周世熊見“石受熏灼，左側黔黑，而文字無恙”，便認為“凡物隱顯成毀，固有定數。此碑幸免劫灰，先賢遺跡，賴以不墜”，一定是天意所為，因而更加看重此碑，用心收藏，并以此碑拓片相贈同道。后經考證，三老碑立于漢光武帝時代，對于研究我國碑刻制度及發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是研究東漢時期官制與文字、書法沿革的重量級實物。學者、名家紛紛為三老碑題跋作記，始有“兩浙第一碑”、“東漢第一碑”之說，三老碑聲名鵲起。

據說后來1919年，上海古董商陳渭泉訪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塊大洋從周家購得運至上海。1921年，有消息說，陳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購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經疇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紹興人沈寶昌。沈寶昌認為古物不應外流，更何況是“兩浙第一石”，當即告之浙江海寧人、兩任上海海關監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淪亡”，力阻此碑外流。二人將此議通報西泠印社丁輔之等人，引發了一場護寶之爭。

“一人守之，不若與眾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贖之”，醵金即集資，浙江社會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踴躍認捐，沒多久，共有65人捐助大洋11270元。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陳渭泉贖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長吳昌碩作記略“漢三老石室記”述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