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對失信被執行人規定了11類37項聯合懲戒措施，包含具體措施多達100余項。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劉貴祥指出，這份《意見》是目前懲戒措施最全、涉及領域最廣的聯合懲戒失信方面的文件。（詳見本報9月26日A1版）

倡導誠信而懲戒失信，是構建有序社會，確保個體權利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推進誠信體系建設，實施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具有制度兜底的作用。出臺懲戒措施最全、涉及領域最廣的聯合懲戒失信文件，無論于現實還是長遠來看，都頗具深意。

事實上，各個部門實行“黑名單”制度已有些時日，然而部門和地域樊籬并未打破，失信懲戒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曾有報道說，一個老賴企業在甲地被納入“黑名單”而失去了準入門檻，然而到了另一個地方卻成為座上賓。如何將碎片化的機制構建進行有效整合，讓其成為一種體系化的大網，要成為務求落實的現實考量，筆者認為，這也是誠信體系面臨的最大挑戰。

另一方面，聯合懲戒失信要突出“聯合”兩字，更要突出“有違必懲”的制度剛性。作為誠信體系建設最重要的一環，若是誠信機制的執行者或者把關人，沒有認真履行其應盡的責任，懲治老賴不過是空談。

2014年8月15日，江蘇沭陽縣法院執行局法官在將一名“老賴”送拘留所途中，接到電話干預后無奈放人。誰來監督監督者，誰來懲戒把關人，是失信懲戒措施必須解決的另一個問題。

國外的誠信體系的建立，懲戒措施的執行，有獨立的第三方機構來執行，有完善的運作體系，也有強力的外部監督和約束力量，我們也可以借鑒。只有優先解決了實施者、組織者、監督者自身的失信問題，擴容之后的懲戒措施，才會成為利器而非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