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百萬人口的縣，同時有上百人被通緝；在113名被通緝人員中，一個鄉就占98人。這個縣，就是河南省上蔡縣；這個鄉，就是上蔡縣崇禮鄉；光是孫莊村一個村，就有25人上了通緝名單。

昨天，新京報報道了上蔡縣崇禮鄉冒充軍人進行電信詐騙的調查。有媒體在轉載這篇報道時，用了《起底河南詐騙村：村民扮軍人行騙每家存千萬》的標題。

盡管詐騙成為風氣，成為行業，對某些村來說，是個大概率的事，但用“詐騙村”這樣的詞，肯定會有被視為“地域歧視”的風險。

然而在孫莊村，根據報道的描述，已經被“反詐騙”的標語貼得密不通風。進村的第一幅墻體標語就是“投案自首唯一出路”。

一邊貼著百人以上的通緝名單，一邊貼著密集的反詐騙標語，這樣的氛圍，難怪會讓媒體冒險使用“詐騙村”這一敏感詞。

在去年11月1日開展打擊電信詐騙專項行動中，有7個地方被列入第一批重點整治地區。這些地方的詐騙“分工”各有特色：湖南雙峰縣的PS淫穢照片敲詐，江西余干縣的“重金求子”，廣西賓陽的盜用QQ冒充親友，廣東茂名電白區的電話冒充熟人，海南儋州的機票改簽和虛假中獎詐騙，河北豐寧縣的冒充黑社會詐騙，福建龍巖新羅區的淘寶詐騙等等，都是“術有專攻”，形成一種舉世罕見的奇觀。

詐騙能夠成風成行，都有其長年累月的成長歷史。比如孫莊，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有涂改各種票據價值再以高價賣出的歷史；后來騙子就改為穿“軍裝”行騙；再后來，就升級為冒充軍人搞電信詐騙。

尋找詐騙成風成行的原因，許多人都會想到當地的貧窮，法律對詐騙的懲罰太輕、犯罪成本太低以及某些人道德沉淪、價值扭曲等等。

或者這些原因都是合成原因之一，但為什么在同樣的社會環境中，在同樣的法律條件下，別的地方卻沒有這種奇特的現象？

顯然，我們不能不在當地行政管理者的身上尋找第X原因。在這些地方，當詐騙行為剛剛冒頭時，沒有得到及時的遏制。少數騙子詐騙成功后，住上了豪華房子，過上富裕生活，就會在村民中形成示范效應。早期的騙子沒有受到懲罰，或者懲罰太輕，人們就會有樣學樣，把詐騙當作發家致富的捷徑，從而使詐騙形成風氣，變成行業。

當騙子的詐騙技術在不斷與時俱進時，這些地方的反詐騙手段卻在原地踏步。在上蔡縣崇禮鄉，還在搞所謂的“千名學生承諾拒絕詐騙”，還在靠宣傳標語口號反詐騙。一位辦案民警透露，鄉里一年的經費不到200萬元，但花在反詐騙宣傳上的經費卻超過50萬元。

騙子太多，經費不足，警力不夠，卻還是把超過50萬的經費用在宣傳上，這是典型的上世紀中期的思路和套路。假如沒有切實有效的行政措施和法律行動，那么這些標語就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已。而且標語口號無疑于告訴人們，詐騙已成行業，口號在某種程度上反而起了反作用。

在實際利益面前，在某些監督和法律松弛的地方，所有不貪不騙的承諾、宣誓、保證以及標語口號大多都已被證明為自欺欺人的表演。

悲哀的是，在某些地方，表演還遠未落幕。表演者在脫掉戲服之后，該詐騙的還在詐騙，而臺下的觀眾，該被欺詐的仍然在被欺詐。（何 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