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博物館的展廳之中，可以看到不少是以文物捐贈者名字命名的專館，比如暫得樓陶瓷館，兩涂軒書畫館，莊志宸、莊志剛明清家具館，杜維善、譚端言舊藏絲路古幣專室，施嘉干舊藏錢幣專室等。上世紀90年代，現在位于人民廣場的上海博物館彼時還作為新館在建，館內專門預留了兩面姓名墻，從上博建館以前到迄今為止所有向上海博物館捐獻文物和出資資助新館建設的捐獻者和資助者姓名，從此都留在了上博的這兩面墻上。

原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上博對待接受捐贈很慎重，對待捐贈品很認真。捐贈品無論出現在什么地方，包括陳列室、舉辦臨時展覽、出國展覽甚至圖書出版都要把捐贈者的姓名標示出來。”上海博物館所有這些舉措都是為了體現對文物捐贈人的尊重。

“上海博物館結交了很多收藏家朋友，但是我們從來不主動去邀約別人捐文物。博物館的舉辦和經營要獲得收藏家的認可，讓收藏家覺得他的藏品放在博物館里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們才會主動地捐贈。”陳克倫說。

據陳克倫介紹，上海博物館接受社會捐贈主要集中在兩個高峰期，一個是1950年代初，另一個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1950年代初是因為剛解放，許多收藏家愿意把他們的收藏品交給政府保管。另一個收藏高峰是“文革”結束以后，一些收藏家的文物被抄家，“文革”結束以后，根據國家政策，上海博物館參與了這些抄家物資的發還，可以說只要是有賬可查的全部發還，收藏家及收藏家后人比較感動，這時候就有一批收藏家將他的東西主動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他們認為給國家保管比自己保管要好得多。

上海博物館在接受文物捐贈方面一直做得很規范，國內外的許多收藏家都愿意選擇上海博物館作為自己藏品的最終歸宿，也鮮少出現因為后續權屬不清而引發的法律糾紛。這得益于長期以來上博形成的接受捐贈的一些做法和規范，比如“捐贈者必須是自己真實意愿的表達；捐贈者必須是捐贈物的所有人；捐贈的文物必須是真實可靠的，我們會對所捐贈的文物進行鑒定；捐贈文物的來源必須是合法的；還有一點很重要，上博是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超出這一范圍的捐贈一般不接受；對于博物館已經有的捐贈也不一定會接受”。陳克倫說。

其中比較典型和重要的捐贈事例比如蘇州名門潘世恩、潘祖蔭之后潘達于先生，她先后三次將潘家收藏的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所捐贈文物中包括國之重器大盂鼎、大克鼎、書畫等共計100多件文物。

古錢幣收藏家施嘉干先生收藏的兩千多枚金銀幣在“文革”中全部被抄家（其本人在“文革”中去世）。“文革”結束后，他的夫人和子女集體決定將抄家返還的金銀幣悉數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考慮到施嘉干先生的錢幣藏品成套、成系列，對于補充博物館的陳列內容很重要，特設了施嘉干舊藏錢幣專室。

著名青銅器收藏家李蔭軒先生，一直跟上博保持著良好的互動，“文革”中抄家，他的藏品全部被抄走，本人也在“文革”中去世。“文革”結束后返回抄家物資，李夫人給上海博物館寫信，表達李先生的生前遺愿，認為這些文物最好的歸宿是交由國家保管，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其捐贈的150多件青銅器里面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帶銘文的青銅重器。

民國年間上海瓷器收藏大家胡惠春，1950年代初將他珍藏的數百件文物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對于籌建當時文物基礎極為薄弱的上海博物館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考慮到其捐贈文物的重要性，上海博物館也在新館為他的藏品開設暫得樓陶瓷陳列專館，使其多年收藏終獲歸宿。

對于這些重要的文物捐贈者，上海博物館也采取了一貫的幫扶贈策。“施嘉干的親屬拒絕任何金錢獎勵，只要求把他母親（施夫人）的醫療責任承擔起來，我們也做到了，一直到他夫人在北京去世；李蔭軒唯一的兒子定居加拿大，只有李夫人一人生活在上海，她的住房有問題，上博就主動出面幫她借了房子，此后她的生活也一直由上海博物館來料理，直到她101歲在上海去世，她所有的后事都是由上博辦的；潘達于老太太當時捐了大盂鼎、大克鼎，給她的獎金她全部捐給抗美援朝買飛機，自己生活清貧。隨著年齡增大，上博也去關心她的生活，盡可能照顧她的生活，幫助她解決生活上的難題，一直到她去世。逢年過節，有這么幾十位對上博有重要貢獻的收藏家我們都要去慰問，這是上博延續幾十年的做法。”

上海博物館善待這些重要文物捐贈者的做法也得到了中央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朱镕基總理視察上海博物館的時候，我們向他匯報了上海博物館接受文物捐贈的事情，以及對待重要文物捐贈者的一些做法，朱總理就說，他們把自己家里最重要的家當給了國家，那么你們應該代表國家把他們養起來。”陳克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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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達于捐獻青銅重器盂克二鼎始末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達于致函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竊念盂克二大鼎為具有全國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貯藏得所，克保永久。誠愿將兩大鼎呈獻大部，并請撥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備之博物館珍藏展覽，俾全國性之文物得于全國重要區域內，供廣大觀眾之觀瞻及研究……”

剛剛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以隆重的授獎典禮表彰潘氏捐獻之舉。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唐弢主持，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部長陳望道致辭，頒發的文化部褒獎狀上落著部長沈雁冰的大名：“潘達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為祖國歷史名器，六十年來迭經兵火，保存無恙，今舉以捐獻政府，公諸人民，其愛護民族文化遺產及發揚新愛國主義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揚，此狀。”這張獎狀在潘達于的臥室里掛了50年。

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二鼎入館珍藏；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開館，大盂鼎等125件珍貴文物應征北上。兩件巨鼎自此各鎮一方，大克鼎成為上博的鎮館之寶。

2004年2月28日，分離近半個世紀的大盂鼎、大克鼎相聚在上海博物館四樓第三展廳。這是上海博物館為祝賀捐獻者潘達于百歲壽辰而舉辦的回顧特展，當天下午5時，身著棕色緞襖，腳穿新繡花鞋的潘達于在女兒的攙扶下，走上展臺，圍著欄繩走了大半圈，這是她50年來第一次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擺放在一起

繼獻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潘達于又分批向國家獻了大量文物，現在還保存于上海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獻字畫九十九件；1957年獻字畫一百五十件；1959年獻一百六十一件。另外還獻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畫，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冊》、沈周的《西湖名勝圖冊》等。

1963年，她把當年為“攀古樓”青銅器逐個照相存檔的380塊玻璃底片也全部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如今這些底片成為研究潘祖蔭青銅器收藏最最重要的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