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評選里約奧運會后的輿論熱詞,“電信詐騙”肯定榜上有名。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徐玉玉等多名大學生被騙走學費后,竟有一些人分析認為,徐玉玉等人被騙是因為他們都是來自農村的貧困生,與城里學生之間存在知識鴻溝,防騙能力較弱。不過,最新發生的清華大學教師被騙千萬元的新聞,讓那種“你被騙是因為你太窮太蠢”的論調顯得格外荒唐。

最高學府的教師也會被騙,而且被騙的金額不止一萬兩萬,至少說明了一點:被騙與否,與個人財富多寡和身份沒有直接關系。我們以前看過不少窮人被騙的新聞,但事實上,富人、知識分子被騙的案例也不少。當電信詐騙越來越隱蔽、“科技含量”越來越高,沒有誰絕對安全,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電信詐騙陷阱。

事實上,在一個受騙風險越來越高的社會,將個人遭遇電信詐騙歸咎為貧窮和無知,要么是對復雜問題的簡單化,要么是智力上的懶惰。這種對于受害者“自身原因”的強調,既顯得冷漠,也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僅僅倡導普通人提高防騙技能,最終只能治標不治本。同樣,這種避重就輕的分析,也削弱了公共部門在防范和懲治電信詐騙方面應該擔負的責任。

當前,電信詐騙已越來越普遍,而且呈現出企業化、產業化、大撒網的特征。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接到詐騙信息的人數高達4.38億,相當于每3人中就有1人接到過詐騙信息。而據媒體報道,目前在我國從事網絡詐騙產業的人數至少有160萬人,“年產值”超過1100億元。面對這樣一張高度專業化和普遍化的詐騙網絡,如果僅僅苛求個人提高警惕,無異于緣木求魚。

電信詐騙精密化和普遍化的背后,是社會治安和秩序維護的轉向。過去,談到社會治安,我們關注的多是傳統意義上的安全秩序與街頭暴力。但在信息社會,對于社會安全秩序的沖擊更趨精密化與隱蔽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種形式就體現為利用技術手段進行詐騙。但目前無論從公共治理,還是從社會觀念來看,對這種轉變的認知與行動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滯后。

在很多人看來,電信詐騙只是能騙騙“智商低”人群的小伎倆。所以,在社交平臺上,很多人都樂于轉發那些“把騙子騙得想哭”的網絡段子；當詐騙發生后,一些人習慣于將被騙錢譏諷為受害者交的“智商稅”。這種社會心理,一方面消解了騙術的真正危害和防范難點,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社會對于騙術的預防。

事實上,網上熱傳的一些所謂的“防騙寶典”,不過就是信奉“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能讓人放下不必要的戒備,而非設置過高的警惕閾值來抵抗外部風險。要打擊電信詐騙亂象,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強監管。

電信詐騙,本質是信息社會常見的一種犯罪。要從根本上遏制電信詐騙問題,只能依賴于公共防治網絡的縝密化。這既包括對犯罪行為的精準打擊,也包括相關預防體系的建設,比如信息安全的保障,安全責任的落實,防騙教育的跟進。從徐玉玉案迅速偵破來看,只要職能部門切實擔負其責任,順著電話號碼和銀行賬號順藤摸瓜,抓獲詐騙犯并沒有那么難。

面對徐玉玉案這樣的悲劇,毫無邏輯地將問題歸咎于受害者“太窮太蠢”,這樣的論調堪稱輿論糟粕。希望迅速被偵破的徐玉玉案,能讓有關部門重視電信詐騙背后的監管漏洞和行政不作為；也希望在這個打擊電信詐騙的標志性事件之后,能少一些“徐玉玉”。（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