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地理形勢上看，每隔8o就有一條大的緯向構造。熱衷風水術的唐宋開始在群山中尋找“龍脈”，認為這些群峰跌宕起伏、厚實且藏風聚氣，是風水寶地，龍脈集結處更佳。中國歷代帝王都不約而同地把陵墓確定在這些地方。

中國帝王陵分布圖

自從根據盜墓題材小說《鬼吹燈》改編而成的電影《尋龍訣》熱映后，電影中的“摸金校尉”竟一時成為盜墓者的代稱，例如近日遼寧沈陽中級人民法院對盜墓團伙庭審判決一事，也被新聞以“遼寧30名摸金校尉獲刑”為題報道。新聞一發出，馬上有網友在回復中調侃該團伙“連‘摸金符’都沒有，怎么也敢稱摸金校尉”。事實上的確如此，在中國，盜墓的歷史源遠流長，史不絕書，但并非所有盜墓者都能被冠以“摸金校尉”之名。狹義的“摸金校尉”特指東漢時期曹操所設的一個專司盜墓取財的軍職，而廣義上則可指中國歷史上的官方（或軍閥）盜墓集團，例如同為曹操所設的“發丘中郎將”、南宋時期偽齊政權設置的“淘沙官”等。當然，還有如五代時期的溫韜、民國年間的孫殿英這樣的“盜墓名人”，雖未設專司盜墓的官職，也可包括其中。總而言之，“摸金校尉”至少應是“官盜”才適用的詞。

秦始皇陵，盜墓史上最醒目的坐標

自先秦時期始，中國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說法，即使是尋常百姓家，死者生前認為珍貴的物品通常會在其死后隨棺一同安葬，而王侯將相更不用說，他們的陵墓建得恢宏大氣，墓中財寶多不勝數，無論是已被人們所熟知的秦陵兵馬俑、殷墟婦好墓，還是近日發掘的漢代海昏侯墓，莫不如此。奢靡的厚葬必然引發盜掘現象，先秦經典《孔子家語》中就記載，魯國正卿季平子死后，他的兒子和部下準備以美玉、珠寶作為陪葬品，孔子聽聞后前往勸說：“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最終說服了操辦后事的人。孔子將厚葬等同于曝尸，實際上也反映出早在先秦時期，盜墓現象就已很普遍。除了孔子之外，與儒家爭鳴了上百年的墨家始祖墨子也主張“節葬”。可惜先秦諸子的主張并不被后世帝王所接受，就在“六王畢，四海一”后，中國的第一個皇帝就為自己筑起一座空前宏大的陵墓——秦始皇陵。

如前文所述，盜墓現象在先秦時就很普遍，到戰國末期，王侯將相陵墓更是頻頻遭盜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這一點，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時也開始裝置反盜墓設施。以秦皇陵為例，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了修筑經過：“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余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關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其中的“機弩矢”顯然為防盜之用，而“水銀”則是裝飾與防盜二者兼之。更為駭人聽聞的是，始皇入陵后，秦二世擔心筑陵工匠泄密，竟下令“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以至“無復出者”。可見秦帝國為防止皇陵被盜，已是無所不用其極。

盡管古書中一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盜的說法，但根據今天的考古技術探測與資料分析，除了在兵馬俑1號坑有被焚燒、破壞比較嚴重的痕跡之外，秦陵核心的地宮部分并未曾遭遇過大規模盜掘。秦漢史學者王子今分析，項羽與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說法很可能“只是對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從葬建筑設施造成破壞”。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復提及秦皇陵被盜之事，更多是為了表達提倡節葬，反對奢靡的意愿，給予君王“哀哉送死厚，乃為棄身具”的警醒。奢華、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國盜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標，關于它被盜掘的幾種傳說也正好概括了歷史上“官盜”最主要的兩大動機：取財或政治復仇。

摸金發丘，曹操首創“官盜”體系

秦帝國的掘墓人項羽在楚漢戰爭中敗死，他的對手劉邦建立漢帝國后，實施了一項重要舉措——開始設守冢人。項羽曾對始皇陵實施破壞，而劉邦卻為之專設“守冢二十家”。這也意味著秦始皇陵開始受到政府保護。此外，原六國君臣的陵墓也被劉邦指派了守冢人，此舉標志著“戰國末期以來長期的社會動亂中，各地紛起的盜掘君王貴族陵墓之風，終于開始受到官方的制止”。到了班固著《漢書》時期，“掘冢”已被稱作“奸事”，被視為違法行為之一。

盡管漢朝政府已命令禁止“掘冢”，但民間的盜墓行為依然屢禁不止，甚至有濟東王劉彭、廣川王劉去這樣的不法貴族參與其中。嚴格來說，這個劉彭掘墓的動機不能稱為“盜”，此人殘忍嗜殺，常以割剝、肢解、烹煮等方式殘殺后宮女子。作惡后的劉彭因擔心受害者鬼魂報復，竟“掘出尸，皆燒為灰”。至于廣川王劉去，完全就是一個以盜墓為嗜好的少壯貴族，據《西京雜記》載，魏襄王墓、魏哀王冢、晉靈公墓、周幽王墓等皆遭劉去盜掘，但此人更出格的行為是竟盜掘了當朝大臣袁盎的墓，這位漢文帝時期名臣的墓穴中“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令劉去大失所望。劉彭、劉去這兩名貴族的掘墓行為既非為求財，又非政治報復，前者掘墓焚尸是因恐懼而衍生的變態行為，后者“發古冢”的事跡則是出于好奇心，他們可算作盜墓者中的異類。

亂世之時，也是各代陵墓遭盜掘的高峰期，雖然在成書于西漢時的《淮南子?兵略》中已經將“毋抉墳墓”作為軍紀之一，但到了西漢末年，依然發生了軍人大規模盜墓、毀墓事件。王莽篡漢后，政局動蕩，起義軍遍布各地。當起義軍逼近長安時，王莽以囚徒組成一支臨時部隊迎擊，哪知這支部隊剛過渭橋便發生嘩變，將王莽宗族的墳墓盡數挖掘，并“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后來赤眉軍進入長安后，又發生西漢帝陵被發掘的事件，據《漢書》載，除霸陵、杜陵完好外，“宗廟園陵皆發掘”。赤眉軍掘陵過程中，甚至出現侮辱墓主尸身的惡性事件。據《后漢書》記載，赤眉軍“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呂后尸。凡賊所發，有玉匣斂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

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引發了持續近百年的軍閥大混戰，中原大地戰火四起，蒼生倒懸，盡是“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之慘象。另一方面，根據亂世起而盜墓昌的規律，漢魏之際也是集團盜墓行為的高峰期。黃巾之亂被平定后，西涼軍閥董卓進京專權，曹操、袁紹等十八路諸侯組成聯軍討伐董卓。公元190年，勢如破竹的討董聯軍攻破虎牢關，進逼洛陽，促使惶恐不安的董卓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據《三國志》載，董卓離開時放火焚燒洛陽宮室，并“悉發掘陵墓，取寶物”。而在《后漢書》中則更詳細地記載了掘陵行為是董卓指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董卓的掘墓行為很快被討董聯軍列為罪行，袁紹與眾諸侯歃血為盟時的誓詞中便有“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之語譴責董卓。

與董卓焚城掘陵的粗暴行為比起來，討董一方的曹操則使用了“名正言順”的方法——設置專司盜墓的軍職。在軍閥混戰，群雄逐鹿的時代，軍餉與物資對于軍事集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彌補軍餉不足，有人在活人身上打主意（掠奪），也有人在死人身上做文章（盜墓），例如《鬼吹燈》與《盜墓筆記》中常提及的“摸金校尉”與“發丘中郎將”就是曹操所設。關于曹操在軍中設置盜墓軍職的說法最早出于陳琳所作的《為袁紹檄豫州》一文，該檄文中指責曹操“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其中還專門提及曹操發掘梁孝王陵墓之事：“……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曹）操帥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圣朝流涕，士民傷懷。”

也有人認為，曹操軍事集團“發丘摸金”一事出自討伐檄文，有“污過其虐”之嫌。不過，后來此檄文作者陳琳投靠曹操，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時說：“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可見曹操主要指責的是陳琳在檄文中罵了他的父祖，而他說的“罪狀孤而已”以及“惡惡止其身”等話，似乎可理解為曹操對檄文中指責其設摸金校尉等職實施盜墓等行為采取了默認態度。有意思的是，曹操作為首位正式設置專司盜墓職位的君王，死后為防止陵墓遭盜掘，設了諸多“疑冢”。民間傳說，曹操的“疑冢”有72處之多，這也是一種新的防盜之法。千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時也擺了一盤“十三城門同時出棺”的迷魂陣，與曹操的“疑冢”可謂殊途同歸。不過曹操的兒子曹丕卻是一位堅持要子孫對自己進行薄葬的皇帝，他要求自己的墓地中不建寢殿，不藏金銀銅鐵。因擔心后代不遵從自己的意愿，曹丕甚至發了毒咒，說如果不這樣做，自己將被“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

漢末三國這段動蕩時期里，軍事集團對陵墓破壞的事例并非只出現在董卓和曹操的身上，民間墓冢遭軍隊盜掘、破壞的記載多不勝數，與曹魏、蜀漢三分天下的孫吳政權亦“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材于臨湘為孫堅立廟”，開創了發掘前代陵墓取用建筑材料的史例。

中國帝王陵分布圖：從中國的地理形勢上看，每隔8o就有一條大的緯向構造。熱衷風水術的唐宋開始在群山中尋找“龍脈”，認為這些群峰跌宕起伏、厚實且藏風聚氣，是風水寶地，龍脈集結處更佳。中國歷代帝王都不約而同地把陵墓確定在這些地方。

從“淘沙官”到掘陵“厭勝”

兩宋時期，盜墓行為已為時人深惡痛絕。宋人編著的文言小說《太平廣記》中記載了許多關于盜墓的故事，但大多以盜墓者掘陵后遭鬼魂索命而暴死為結局。然而在靖康之難后，宋室南遷，劉豫的偽齊政權卻公然設置了專司盜墓的官職“淘沙官”。

偽齊政權的統治者劉豫原為知濟南府，金兵南下時獻城投降，于宋紹興二年（1128年）受封為“大齊皇帝”，實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權。劉豫所設的“淘沙官”是中國盜墓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有明確文字記載的“官方盜墓機構”（曹操設的“摸金校尉”屬于軍方機構）。關于他設此職的動機，《大金國志》中記載是因為“西京士兵賣玉注椀與三路都統，（劉）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于是任命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谷俊為“汴京淘沙官”，前者負責“發山陵及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后者“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可見“淘沙官”的職位名稱前雖被冠以地名，但兩者實則不以地域為劃分，而是以墓葬類別分職，不同等級的陵墓都被作為發掘的對象。

《宋史》記載，自劉豫設“淘沙官”后，“兩京冢墓發掘殆盡”。偽齊政權這種由政府主導，有專門的官員負責的盜墓行為在歷史上極為罕見，其性質與東漢時曹操所設的“摸金校尉”相似，主要是為了取財。不過在史上成規模的盜墓事件中，盜墓者的動機除了取財與政治復仇，還有種動機是帶有迷信色彩的“厭勝”（用法術詛咒或祈禱以達到制勝所厭惡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這一類盜墓行為在明末農民戰爭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

明代的民變中，“盡掘其先人冢墓”成為暴動者對統治階層發泄仇恨的一種普遍方式。崇禎年間，農民軍頭目張獻忠對曾率軍圍剿過他的明臣楊嗣昌恨之入骨，后來張獻忠攻陷了楊嗣昌的老家武陵時，楊嗣昌已死，不能釋懷的張獻忠便“發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柩，斷其尸見血”。此外，同時期還發生過首府周延儒的祖墓被暴動民眾挖掘、明王妃冢遭盜發等事例，這種掘墓泄憤的現象在晚明民變的史料中尤其多見，其中流傳最廣的便是李自成與崇禎皇帝互挖祖墳的傳說。

明太祖朱元璋原為鳳陽人士，鳳陽的皇家陵墓中安葬著他的父母及兄嫂、侄兒的遺骨，陵園區外有城垣，內有護所、祭祀設施，陵前豎起高大的皇陵碑和成雙成對的石像生。后來明皇室雖遷至北京，但對鳳陽的皇陵歷來保護有加。1635年，李自成攻克鳳陽后，下令“焚皇陵”，繼而引起天下震動。李自成此舉的動機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報復式的泄憤，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的農民軍將領們篤信風水之說，認為焚毀鳳陽皇陵可以破壞明王朝的國運，達到“厭勝”的效果。所以在“焚皇陵”后，農民軍竟因此“勢大熾”“聲勢益張”，士氣空前振奮。明王朝則與之相反，北京朝廷因李自成在鳳陽的一把火而陷入恐慌和沮喪的情緒中，崇禎皇帝聞訊后，身著素服哭祭太廟，并將“瀆職”的漕運都御使楊一鵬斬首。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對李自成耿耿于懷的崇禎皇帝以彼之道還之彼身，派明將汪喬年“發（李）自成先冢”。巧合的是，李自成于1644年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禎皇帝自縊，滅亡了大明朝。但李自成在北京屁股還沒坐穩，很快又被吳三桂引來的清軍擊敗，倉皇撤離北京，并于次年敗死于九宮山。于是民間很快便有李自成與崇禎皇帝互相挖祖墳，互壞風水的傳說，大致是說明朝之所以滅亡是因李自成挖了鳳陽皇陵，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覆滅也是因為李氏祖墳被崇禎派人給掘了，將兩個政權崩潰的原因歸結為挖祖墳。這種傳說只可能是后人對掘墓“厭勝”之說的一種附會。

其實相信掘墓能“厭勝”的并非只有李自成，在清廷與南明朝廷的戰爭中，清軍定遠大將軍濟度率軍攻打明將鄭成功部，進占漳州后，濟度“盡發鄭氏墓”，想以此詛咒鄭家軍。在整個清代的戰爭中，這種發掘敵方墓冢的野蠻行為很常見，無論是求財、復仇或“厭勝”，軍事集團的盜墓行為在古代史中已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

東陵遺恨

清東陵墓葬分布圖，清東陵的15座陵寢按照“居中為尊”、“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傳統觀念設計排列。

民國成立后，中國雖已在名義上走出帝制，但新興掌權者們的身上依然彌漫著舊時代的氣息。20世紀20年代的軍閥混戰終于再次應驗了“亂世起，盜墓昌”的規律。1928年7月，距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宣布北伐完成才剛過一個月，一宗由軍人集團主導的盜墓大案震驚了全國。遭劫的是埋葬清朝皇室的東陵，主使軍閥孫殿英從此被冠以“東陵大盜”之頭銜。此時離清王朝滅亡尚不足20載。

清東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處，自順治十八年（1661年）開始修建，前后歷時247年，陸續建成大小15座陵園。東陵埋葬著清朝的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嬪、3位阿哥、2位公主共161人，晚清時期的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后死后也安葬于此。實際上東陵被盜劫并非到民國才發生，早在1900年庚子國難時期，八國聯軍就對東陵進行過洗劫和破壞。此外，擔任護陵大臣的清室貴族毓彭也利用職務之便監守自盜，導致許多陵寢中的隨葬珍寶被盜賣到市場上。當然，東陵遭遇最嚴重，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次盜掘，是民國年間軍閥孫殿英策劃的一起集團武裝盜墓行動。

孫殿英早年出身行伍，北伐戰爭前夕被奉系軍閥張宗昌收編為直魯聯軍第35師，北伐開始后，孫殿英奉命率部與國民黨的北伐軍多次交戰，但敗多勝少，一路向北潰退，最終于1928年改旗易幟，被國民政府收編。當時北洋政權瀕臨崩潰，國民政府的影響又還沒完全建立，整個河北地區盜匪四起，秩序大亂。在這段破而未立、青黃不接的混亂時期里，如同一座寶庫的清東陵無疑成為令軍閥與土匪武裝垂涎三尺的肥肉。早在1928年6月，奉系軍閥集團第28軍岳兆麟部的馬福田團占據馬蘭峪后，就滋生了盜掘東陵之心。此時，孫殿英的部隊駐扎于馬伸橋，據東陵僅有10公里左右，同樣想盜墓的他立即以剿匪為名，于7月2日夜下令下屬的第8師師長率一團兵力攻擊馬福田部。兩個盜墓集團進行了一輪廝殺后，馬福田戰敗西逃，孫殿英部成功控制了東陵。7月3日，“在孫殿英直接指揮下，謊稱進行軍事演習，驅逐守陵人員，切斷交通道路。又于深夜用炸藥炸開裕陵與定東陵墓門，官兵蜂擁而入，破棺掠尸，將能夠搶奪的珍寶洗劫一空”。

裕陵與定東陵分別是乾隆皇帝與慈禧太后的陵寢，也是東陵盜墓案中遭洗劫最嚴重的兩座陵墓。乾隆生前自稱為“十全老人”，沒想到身后卻落得陵墓被盜，死無全尸的結局。據《世載堂雜憶》載，乾隆帝陵遭洗劫后，他的遺骸“下頦已碎為二，檢驗吏審而合之。上下齒本共三十六，體干高偉，骨皆紫黑色，股及脊猶黏有皮肉。……大體雖具，腰肋不甚全，又缺左脛，其余手指足趾諸零骸，竟無從覓”。而該書記載慈禧墓被盜的過程則更為具體，孫殿英的部隊剖棺時，“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長白毛寸余。有兵士大呼，速以槍桿橫置棺上，防僵尸起而傷人……西太后口中所含大珠一顆，亦放白光。玉枕長尺余，放綠光。其他珠寶，堆積棺中無算。大者由官長取去，小者各兵士陰納衣袋中。眾意猶未足，復移動西太后尸體，左右轉側，悉取布滿棺底之珠寶以去……”東陵在遭孫殿英盜發后，又有“土匪繼入拾遺”，無數珍寶被洗劫一空，損失不可估量。

十幾年后，孫殿英向軍統局的文強談起了東陵盜墓的往事，孫本人坦言的確是他下令用炸藥炸開裕陵與定東陵，并承認盜得不少寶貴的陪葬品。他還對文強說，自己后來將從乾隆墓中取得的一顆寶貴的朱紅朝珠作為見面禮贈給戴笠，并托戴笠把他從慈禧口中取出的夜明珠轉送給宋美齡。此外，文強在《孫殿英投敵經過》一文中還記錄了孫殿英對自己盜墓行為的“解釋”，他自稱祖上是明末抗清殉國的名臣孫承宗，說：“滿清殺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報仇革命。孫中山有同盟會、國民黨，革了滿清的命；馮煥章（馮玉祥）用槍桿子去逼宮，把末代皇帝溥儀及其皇族趕出了皇宮。我孫殿英槍桿子沒得幾條，只有革死人的命……”同時，他還列舉了乾隆帝的暴行，“像呂留良，戴名世這樣的人，都被開棺戮尸，我雖不才，亦知道佛經有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孫殿英的這番自辯顯然想告訴文強自己的盜墓動機并非為了求財，而是像伍子胥那樣是為國仇家恨而掘陵，即其所謂的“對得起大漢同胞”。但根據當時東陵遭劫記述以及其部所洗劫的珍寶數量來看，他的行為又與五代時期的“華原賊帥”溫韜沒什么本質區別。此外，孫殿英在抗戰期間叛國投敵，接受偽職，這更難讓人相信其盜墓的動機中帶有“民族主義的影子”。

（參考資料：王子今《中國盜墓史》；李文治《晚明民變》；文強《孫殿英投敵經過》；紀錄片《東陵遺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