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自開埠以來，最為重要的一個特征，便是在異質文化涌入、開放融合的氛圍中，積淀出了孕育中國社會現代性的土壤。海派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動態文化，在正統文化看來，上海最初開始的繁華是離經叛道的，也正是雜糅的開放性，使得這片生態更善于接受新鮮文化的因子。作為由移民建構起來的城市，上海繼承了江浙移民大膽開放的冒險性格及雄健恢宏的拓界精神，這也成為“海派”的性格。即使面對外來文明和中國傳統文明的沖撞，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異質，在一百年前的上海，都融合得各得其所，一團祥和。打破陳規、銳意革新的沁入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成就了這個近代中國最先國際化城市的早期性格。

在文化領域，據統計，從 1902 年到 1916 年的十五年中，中國新創文學期刊達 57 種；其中 29 種以小說命名，上海獨占其中 22 種。京滬兩地曾經在新文化運動的頭十年大致平分秋色，骨干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雖在北大成軍，但隨著 1926 年張作霖入京，實行文化高壓，大學教授紛紛南下，上海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20 世紀30 年代，在上海集結了一批進步文人，左翼文學和新感覺派所具有的先鋒性和現代主義特征，將海派文化再次推上新高峰。

在藝術領域，20 世紀早期的上海畫壇也足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1930 年代伊始，上海畫壇形成了現代主義思潮的集中興起。在上海這座國際都市發生了與西方最初的現代主義藝術的對話。林風眠、吳大羽、劉海粟、龐薰琹、張光宇、滕固、傅雷、倪貽德等藝術家走上“覺醒與發展”的中國現代主義藝術道路。野獸派的叫喊，立體派的變形，達達者的神秘，超現實的憧憬……二十世紀初巴黎畫壇的熱鬧與紛繁，在上海幾乎同期發生。1912 年，年僅 17 歲的劉海粟創辦私立美術學校——上海圖畫美術院，該校屢屢打破陳舊的世俗偏見，如 1914 年的“人體模特”風波、“男女同校”、“招收青樓女士張玉良”等，在當時都是驚世駭俗之舉。1919 年，吳夢非、豐子愷、劉質平等創辦上海專科師范學校，自此全國掀起了創辦藝術學校的高潮。

月份牌、電影明星、新式旗袍幾乎就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上海“摩登”文化的標簽，體現著從古老年代走出來的現代審美觀。上海的萬國建筑是海派文化中西并存、中外合壁、藝術交融的現場遺跡，就連上海的飲食，在“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下，一面薈萃域內川、粵、京、魯、浙、閩、淮、揚等地特色菜系，另一面各國風味的西餐館、咖啡廳更早早成為洋氣生活的日常選擇……

生長于斯，王劼音青年時代的殷實家境，足以令地緣文化的因子深深植入他的生命。因此可以聯想，王劼音的繪畫作品中大膽博取的精神核心，大體不是基因突變的結果。而此后他從事工藝美術教學的工作經歷以及奧地利留學的學習經歷，都是形成他后來作品趣味的重要誘因，一切經歷或許都是一個藝術家發現自我心性的一把鑰匙。王劼音將對筆觸的感覺、版畫的拓制、金石的況味和涂鴉的隨性等等審美的趣味熔于一爐，呈現出一種陌生卻又具有根脈的濃重的文化氣息。這種“氣息”并不是簡單的拼接，挪移，而是糾纏交錯、交相融合在一起，在繪畫技巧和文化內涵上進行了重新的熔鑄和提煉，創造性地完成對繪畫審美邊界的擴展，這或許也是他的繪畫帶給觀者以視覺經驗上的陌生感的原因。

繪畫是傳遞藝術家精神狀態、所思所想的記錄儀，藝術家的手眼腦如同一臺資源處理器，將特別的視覺資源進行重新的編排與建構。王劼音的繪畫有著對色彩和色調的詩性把握，他偏愛石青色、灰褐色和米灰色等幾種色調，很少用純度和明度高的固有顏色，這種色彩的創造，生成了一套獨特的視覺語言，脫盡了明亮暖色的喧嘩，質樸內斂，與博物館里歷經數百年的故紙老畫、敦煌壁畫的沉斂異曲同工，一種隔世的純樸氣息濾除了人間的煙火氣，顯得稚拙蒼涼，恰到好處地表達了寧靜與詩性的純化境界。

在王劼音的畫里，會看到他對于滴痕斑漬、薄涂筆觸與書法用線似乎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他作畫過程中故意而為的做舊處理，更接近街頭涂鴉文化對規則的挑戰，制作感絲毫沒有突兀于作品之外，以致產生嘩眾取寵的感覺，而是恰到好處地傳達出適可而止的語義。他在畫面中反復運用滲化、滴流、薄涂、覆蓋、觸碰、粘連和刮痕等手法，并且借鑒水墨、水彩、油彩、丙烯、麻布等多種媒材與媒介的語言特性，打破固定法式。從王劼音的藝術經歷看來，他是非常熟諳西方現代主義繪畫的形式法則的，可貴的是，他能從中跳脫，不拘泥于其藩籬，注重融入東方繪畫的點線筆意，將中西方的圖像資源融匯成為獨立的內省世界，深刻地揭示出藝術本體語言的精神指向、修養品性以及地緣文化的作用。他的作品沒有宏大的構圖以及全貌式的遠景，構圖語言蒼勁有力、書寫味濃，與西方的表現主義繪畫截然不同的拉開了距離，也與本土藝術的流行時風各異其趣。（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