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拍賣行業引起媒體最熱門的討論，是北京保利拍賣將在香港上市的議題，我即刻回想起，2013年9月26日佳士得在上海舉行第一次的拍賣會引起各種注意的事件里，已然透露出保利集團的布局。國際兩大拍賣公司在與大陸的關系上糾結著幾份恩怨中進軍大陸內地，隨后又有大陸的拍賣公司出走境外的舉措，這一來一往是頗耐人尋味的新聞焦點。我們將篩檢一些較不尋常的內容，分析大陸拍賣市場的動態。

“國際兩大”在大陸布局的內含與外延

從歷史上看，佳士得拍賣公司曾經二度正面沖擊大陸的文物回流政策。香港佳士得(CHRISTIE'S)于2000年5月2日在香港舉行春季拍賣會。標榜“宮廷藝術精品”拍賣專場以北京圓明園十二生肖噴泉中的猴首及牛首銅像引起一陣嘩然。香港《文匯報》、《大公報》發表社論抨擊這種辱國行為，香港的學生和文化團體也在兩家外國拍賣公司抗議示威。佳士得不動如山地如期拍賣，當天經過二十余輪競價，最后由北京保利集團以740萬港幣拍下猴首，加上傭金共計818.5萬港幣，高出預估價4倍多。牛首仍由保利集團代表易蘇昊和臺灣的電話競標經過21個回合的較量，保利以700萬港幣的成交價競得牛首銅像，加上傭金共計774.5萬港幣，同樣高出預估價將近4倍。

第二次沖擊是法國服裝設計師圣羅蘭(Yves Saint Laurent )2008年6月去世，圣羅蘭的生前好友皮耶?伯杰(Pierre Berger)決定將兩人生前聯手收藏的700余件藏品全部拍賣。2009年2月25日(巴黎時間)法國佳士得在巴黎大皇宮拍賣伊夫·圣羅蘭藏品。英國《蘇格蘭人報》2月13日以“中國法國爲圣羅蘭財寶開戰”為標題報導了這事件的始末關系。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曾經取消中歐峰會以抗議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與達賴喇嘛的會面，圓明園兩件獸首拍賣事件更進一步讓中法關系更加緊張。其后，廈門心藝術拍賣公司董事長蔡銘超以共計3149萬歐元電話拍下圓明園兔、鼠首，并隨即以“文物來源不明”為由拒絕付款。2009年2月26日早晨，大陸的國家文物局向媒體發佈“2月26日國家文物局關于佳士得公司拍賣圓明園銅像事的表態”的正式文件，表示：“國家文物局堅決反對并譴責所有拍賣非法出境文物的行為。此次拍賣造成的一切后果應由佳士得方面承擔。”

佳士得在兩次得罪中國政府之后，2013年春季正式進入上海設立拍賣公司，同年9月30日上海政府網站公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淮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3年)》，其中顯示“禁止外商投資文物拍賣，也不允許投資文物商店。”此即說明，外資拍賣行業藉由自貿區進入中國文物拍賣市場的預期終究落空。大陸的拍賣市場曾經歷兩次國際拍賣公司叩關的動作，第一次是在2005年，北京永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取得佳士得的商標授權進行拍賣業務，直到2013年關燈歇業；第二次則是2012年9月，蘇富比拍賣公司在北京“天竺文化保稅區”成立中外合資公司準備進行境內拍賣保稅業務。

一年之后，2013年8月30日公布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的決定》中，有關在自貿區暫時調整文物保護法的表述完全沒有提及。據此，業界紛紛猜想，外資拍賣公司在自貿區內舉辦拍賣文物的愿望很可能就此落空了。法律條文與各界的預期落差，可能是因爲大陸官方最終希望達成的訴求是能幫助“文物回流”，由外資拍賣公司在自貿區內拍賣過去中國流出境的文物，而不是自由拍賣大陸境內現有的文物。

本土的排拒響應

2013年4月26日法國皮諾(Pinault)家族在北京宣布，向中方捐贈流失海外的圓明園青銅鼠首和兔首，可謂是修補過去中法緊張關系的舉措，也給佳士得進軍上海鋪墊新聞焦點。由過去種種的中外恩怨中，佳士得的過失要多過于蘇富比一籌，至少我們知道蘇富比在北京的布局仍然要依靠具有國資背景的中方公司而顯得低調，佳士得則以獨資取得拍賣資格，必然引起大陸本土同行的注意。

上海泓盛拍賣董事長趙涌認為，“佳士得市場推廣和品牌推廣作用，更大于拍賣本身的意義”。他說：“所有的西方藝術機構，從某種方面來說，他會不遺余力的做培育西方藝術市場，這不單單是代表西方集團性的經濟利益，同時也代表了他們的文化利益。”(上海證券報2013.9.28)普遍的大陸本土拍賣業者都帶著文化侵略的眼光，注視國際拍賣公司進軍大陸的背后意涵。若從當前情勢上判斷，歐美的藝術投資者希望把目前歐美滯銷的藝術品傾銷到中國市場，則是大陸本土業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種擠壓現象。佳士得代表著歐美具有權威的拍賣公司將西方的作品帶進中國，希望在中國市場推銷大量的西方藝術品，本土業者深恐引發二級市場的名牌效應。其次，國際拍賣公司為藝術基金操盤的情況也成為本土業者判斷后續影響的重要指標。在未來的拍賣市場運作上，若國際間藝術基金或者拍賣機構夾帶有經驗的“伴隨作用”則對本土拍賣形成不利因素。

大陸的本土拍賣業者對佳士得與蘇富比進入上海、北京兩地的優劣勢判斷，共同地認為，由于中國內地藝術市場沒有完全開放，文物拍賣受到限制，因此，國際兩大拍賣公司在這方面不具備優勢。也可以說，佳士得、蘇富比進入內地的五年之內對本土大型拍賣公司的影響并不直接，因為受法令規章限制之下，他們在內地的短期競爭力有限。此項關乎中國文物禁止外流的基本國策，在近幾年里不會有大的變化，國際兩大只能從其他品項的拍賣業務擴展資源，例如，鉆石、珠寶、紅酒、腕表等。與藝術品、文物沒有直接關系的拍賣相對就減少買家的重疊性，因此，本土業者多認為，國際兩大拍賣進軍大陸是象徵性的，是出于長線的考慮，同時反映他們對中國市場的渴望。

也就是因為這種長線布局的判斷，讓大陸本土業者不急于立刻做出回擊或反應，也因為本土業者非常清楚大陸拍賣市場的特殊限制，使得大型拍賣公司紛紛往最近的境外―香港進行國際市場布局。北京保利拍賣執行董事趙旭對香港保利的未來提出預測認為：“原來對香港拍賣業務的預測，每一場拍賣實現總成交額5億港元會很難，但現在看來會達到10億港元。因此，明年的目標是年成交額20億港元。”(上海證券報2013.9.28)這個現狀和預估都比佳士得的上海首次拍賣要風光不少。

匡時拍賣公司董事長董國強也在積極進行赴香港籌設拍賣公司的計劃，只要中國內地對文物拍賣的政策以及對進出口關稅的政策沒有改善，大型拍賣公司境外設點的戰略考慮將是一致的。如同“國際兩大”進入大陸一般，大陸拍賣業者入境香港同樣也有當地的法律與制度需要適應的問題，而“國際兩大”在香港和大陸所採取的不同操作方式，也是大陸本土拍賣公司可以借鑒的參考。例如，佳士首拍對選件的誤判以及大陸主管單位對這場拍賣會出現的違規情況，其處理的彈性范圍可以到哪里？

結語：

2012年受到《文物保護法》和《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定》的約束，北京蘇富比拍賣公司不能拍賣中國古文物，因此，蘇富比在尚處于興建階段的“天竺文化保稅區”內，僅能涉及中外工藝美術品、藝術品、家具、鉆石、鐘表、酒品等保稅拍賣業務，預計三年內無法進行文物的拍賣。佳士得面臨最接近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針對中國買家的中國文物和古書畫業務卻無計可施的窘境，還不如在香港舉辦拍賣會不受到多重的限制。這也促使佳士得必須制定不同的策略開展上海的業務。

預期保利拍賣進入香港之后不至于如同蘇富比、佳士得遭受政府法令政策的干預影響業務，但要擔憂香港是國際兩大拍賣公司的亞洲大本營，長期經營的客戶資源具有相當的忠誠度。而在大陸內地，北方有蘇富比在文化保稅區內啟動市場業務的開拓，佳士得選擇“不怎么南方”的上海，對保利拍賣形成“內外夾擊”的態勢。其實，保利集團以拍賣業務在香港上市吸引投資并不應該當作新聞焦點，更應該探究的關鍵是，當高調上市之后，如何因應國際和本土其他同行之間的競爭才對。至于保利在香港的經營，是否能擺脫大陸拍賣行業的陋習？端賴他們能否重新錄入一批新的客戶名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