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雙刃劍，一方面確有困難的公民繼續通過信訪表達意見，另一方面不乏有人利用信訪謀取私利。

6月29日上午，山東省高青縣唐坊鎮低保戶王立軍來到鎮政府，要求政府有關負責人為其做貸款擔保人，幫個人購買汽車。鎮干部李坤對王立軍進行說服勸阻時，突遭傷害，身中9刀。當地干部信訪辦負責人表示，王立軍與普通的上訪戶不一樣，既沒有上訪材料，也無上訪單位，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以上訪為要挾，找政府要錢。(《新京報》7月6日)

上訪戶經常有讓人同情的遭遇，但這位上訪戶完全讓人同情不起來。作為低保戶，王立軍已獲得各種政策規定的救濟，卻還是經常向政府提出各種不合理訴求。王立軍在當地村民中的印象則是“小偷小摸”“好吃懶做”。貧困或許是激發同情心的一個因素，但是貧困絕不是為所欲為的理由。不客氣地說，如果說世界上真有“刁民”這類群體的存在，王立軍恐怕是其中之一。

明明沒有冤情，沒有解決不了的矛盾，為什么王立軍還是打著上訪的旗號找政府要錢呢？這是因為他掐準了地方政府的“軟肋”——信訪壓力。每當重大節日、全國重要會議的時候，王立軍會通知鎮里，準備去北京上訪。鎮政府不希望王立軍真的到“上面”上訪，所以盡量滿足王立軍的訴求——很多已經超出了政府救濟的責任范圍。

但是，政府終究不能滿足王立軍的所有要求，比如幫助其貸款買車。王立軍根本沒有償還能力，政府和政府官員也不可能為其擔保，否則就有濫用權力的嫌疑。血案就這樣發生了。

王立軍把“上訪”當成一種謀生的手段，其胃口越來越大，當地政府的步步妥協是不能回避的原因。他“幾乎每星期都到鎮上來”，一次次要錢成功。以缺錢為理由上訪，在旁人看來可能是無賴，對政府而言則是麻煩。當地政府解決這個麻煩的方法顯然是消極的，僅憑他“生活實在困難”就違反原則發錢，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這筆正常救濟費用以外的經費從哪里出，怎么入賬，還涉及財政資金是否合理使用的問題。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大多數上訪者是為了解決問題，但是少數偏執的上訪者，通過這個體系獲得了不應該獲得的好處。”王立軍就是信訪體系的不合理的受益者。他們像寄生蟲一樣，看準地方政府對信訪的某種緊張情緒，屢屢索取，甚至獅子大開口。可見，信訪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雙刃劍，一方面確有困難的公民繼續通過信訪表達意見，另一方面有人利用信訪謀利。

2013年，中國信訪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國家對各省市不再搞全國范圍的信訪排名、通報，確立了“把矛盾化解在當地”的新思路。這無疑是信訪制度的一大進步。但是，“把矛盾化解在當地”，并不是把矛盾掩蓋在當地，也不能讓地方政府為沒有責任解決的矛盾埋單。信訪制度無力承擔無限的責任，更不必搭理一些無理信訪者的胡鬧。如果這種因信訪而生的矛盾影響到了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那么將其交給法律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面對復雜的信訪環境，有必要克制自己的情緒。信訪是公民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見的途徑，這其中的要求和意見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不合理的部分還可能給公共利益帶來損失。信訪者并不能代表天然的正義，信訪也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為了避免類似血案再次發生，地方政府應當明確信訪的權責邊界，不再為不合理的信訪訴求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