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農民李某，因“無證無照”大量非法收購玉米，涉及金額21萬元，被當地法院判決構成“非法經營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并處罰金2萬元。

此事日前經報道后，引發軒然大波。很多網友大跌眼鏡，誤以為穿越到1986年那個打擊“投機倒把”的年代。也有人認為，應堅持“違法必究”，既然《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規定，收購糧食應該取得行政許可，李某沒有取得許可就收購糧食，當然是違法的。

但是要追問的是，收購糧食必須取得行政許可，這是否合乎改革本意？通過刑法追究李某這樣的“小糧販”，是否固化了糧食系統的行政壟斷？就個案來說，李某收購百余噸玉米的行為，即便行政違法，是否應該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

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規定，“從2004年開始，國家將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和銷售市場，實行購銷多渠道經營”。但不知道因為什么原因，當年制定的《糧食流通管理條例》雖然寫道：“國家鼓勵多種所有制市場主體從事糧食經營活動”，卻仍留了個尾巴：“取得糧食收購資格”后方可從事糧食收購活動。

哪怕在2013年以來經歷了若干輪“放權改革”，收購包括玉米在內的糧食應取得行政審批，仍沒出現大的松動。今年初《糧食流通管理條例》修訂后，也僅順應公司登記制改革的大趨勢，將之前的糧食收購“先取得許可證，后辦執照”，改成了“先辦執照，后取得許可證”。

應看到，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糧食的“統購統銷”是僵化的計劃經濟的典型代表，在改革開放后，糧食統購逐漸瓦解。可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的“全面放開糧食收購”改革愿景，至今沒能實現，這不能不讓人懷疑，糧食系統部門利益太根深蒂固。

現實中，“糧販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為中國農業的分散化經營及糧站收購標準比較高（如對糧食的容重、水分的要求很高），一直存在所謂“賣糧難”問題。這就產生很多“糧食經紀人”“糧販子”，農民可以在村頭直接把糧食賣給他們，雖然價格低點，但不需要反復晾曬、去雜質。這對農民、對糧站都大有裨益。

本質上，“糧販子”不是什么洪水猛獸，也難沖擊、破壞中國的購糧秩序，即便違反行政法規，小規模的無證購糧，在刑法意義上也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應認為是犯罪。就李某無證購糧行為而言，他是把巴彥淖爾市臨河區的糧食賣到了杭錦右旗的糧站，賺個價差。追逐這種“價差”，就像當年改革初期“楊百萬們”一樣，其實符合市場邏輯，也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卻由于不合理的制度承受了“罪化”的代價。

對于這些糧販子動輒追究“非法經營罪”，只是在固化陳舊、低效的糧食壟斷經營。而在所謂“糧販子”其實廣泛存在的現實之下，相關執法很難是“一律化追究”，應警惕選擇性執法，成為糧食部門固化自身利益的手段。

因“無證購糧”獲罪，跟時代的進步訴求格格不入，已然是個黑色幽默。糧食系統本身的行政壟斷經營，本就該盡快打破了，再用“非法經營罪”去強化這種不合理的行政壟斷，更是問題重重，這類做法也應盡早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