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概念，對大多數人來說，就如同吃飯飲水一樣，無甚稀奇。但在事事講求“政治正確”的歐洲，性別問題不但分分鐘會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且也很容易成為爭議事件的導火索。

前幾天，我對一些年輕人進行了簡短的訪談，發現比起其他類似的恐怖襲擊案來，他們對美國奧蘭多夜總會的恐怖襲擊事件的抵觸情緒尤為強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事件中受害者的性別身份。這讓我想起了不久之前的另一件事，今年的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日內瓦大學的性別研究所受到質疑，原因多少令人覺得有點匪夷所思：因為長期從事女權主義研究、以提高婦女地位為己任的該所，并未在這一天組織任何活動。一位在該所讀書的女同學對我說，她對這樣的現象感到“羞恥”，因為一切令人尊敬的學術機構都應當積極向社會推行正確的政治理念。

其實不獨性別問題，種族問題在人口駁雜的歐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瑞士曾就移民問題展開若干次公投，可無論支持開放移民還是主張限制移民的人，都提出了在政治上無可辯駁的說辭：前者認為所有人都應當有自由遷徙和不受迫害的自由，而后者則認為大部分移民因不具備必要的生存及語言技能而只能掙扎于貧困線上下，這有悖人道主義精神。雖然公投的結果無外是“贊成”或“反對”兩種，可在觀念和修辭上，沒有人膽敢持有公開的排外立場。關于“政治正確”是否有價值，人們一直爭論不休。但至少在歐洲，主導性的思維方式始終有一個底線，那就是至少不在表達的層面上冒犯弱勢群體和社會中的少數派。

這表面上是一個政治的平衡術問題，但深層的原因在于歐洲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行為”一體化傳統。也就是說，在精神思想領域被視為正確的觀念，也應當不遺余力地體現于社會實踐的層面，而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均被視為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是需要參與社會議題、向公眾傳遞正確價值的“中介”。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在一些重大事件中，若缺少相關領域的學者的聲音，人們會普遍表達自己的不滿。

歐洲的“政治正確”與其學術思想與社會實踐之間關系密切，這值得我們仔細玩味。把看似日常的性別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究竟會導致不同性別之間的沖突，還是能夠最終令性別關系實現最大可能的平等？歐洲的經驗會告訴我們很多。

□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