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家暴加強司法干預是新的趨勢。在離婚訴訟中家暴應當成為特例，而不能像其他民事訴訟那樣，僅僅停留在“自我提供證據”階段，并以“證據不足”而駁回。

家暴訴訟

80后女白領麗麗（化名）將丈夫王明（化名）訴至法院，自稱長期遭受家暴，要求離婚。北京房山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雙方感情未破裂，麗麗也無法提供證據證明曾被家暴。近日，法院判決駁回了麗麗的訴訟請求。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自由戀愛后結婚，有一定的感情基礎，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王明表示愿意和好，且作出一定改正，麗麗亦應給對方和好的機會。（《京華時報》6月13日）

女方如此堅定要求離婚，家暴當然是合理理由。同時，因為調查取證難，合法權利無法得到保護。家暴的可怕之處在于，其復雜性遠非外界看起來那么簡單。除了硬暴力之外，還有經濟控制、雙方冷戰等冷暴力。置身于其間的人，除了身心受到傷害之外，還可能會有丟失生命的風險。4月6日下午，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杭錦旗一小區內發生一起命案，身為公務員的丈夫金柱將妻子紅梅活活打死。之所以發生悲劇，就在于女方受到男方恐嚇而不敢離婚。

女方勇于走出家門而訴訟離婚，冒著極大的風險。對于一個有家暴傾向的人，訴求離婚的結果，往往有兩種趨勢，要么是痛定思痛，要么就是變本加厲走極端。若能出現“和好如初”的情況，當然是皆大歡喜。若是出現暴力的升級，會給弱勢一方帶來難以挽回的傷害。

作為一種民事訴訟，離婚案采取自證原則。不過因為家暴的隱私化和復雜性，又使得自我證明很難。比如讓心理備受煎熬的冷暴力，如果不是雙方當事人的承認，外界很難取得直接證明，若沒有專業手段，置身于其間的當事人，同樣很難取得有效證據。法院的“慎離”理念，可能延長夫妻雙方的痛苦，無視更合理的權利訴求。

若是換種角度，出于對家暴特殊性的考慮，對女方的家暴訴求，不再基于自證，而是法官等專業人士，參與進行調查取證，比如走訪當事人的“朋友圈”或者“親友圈”，進行全方位的情況了解。同時再對女方進行心理層面的分析，評估其離婚意愿，以此作出更為科學的判斷，家暴在訴訟階段才不會有極高的“失敗風險”。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指出，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對已發現的家庭暴力，應當依法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進行妥善處理，不能以家庭暴力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或者屬于家務事為由而置之不理，互相推諉。不難發現，對家暴加強司法干預是新的趨勢。在離婚訴訟中家暴應當成為特例，而不能像其他民事訴訟那樣，僅僅停留在“自我提供證據”階段，并以“證據不足”而駁回。雖然離婚官司主要依據婚姻法，但同樣也不能無視反家庭暴力法的保護性原則。

如果說婚姻堅持的是“少離慎離”的司法原則，那么反家暴則是“不可輕忽”的保護原則，并在其間找到最佳的權利平衡點。司法講求的是“事實為依據”，如何取得更準確的證據，就需要改進“自我證明”的慣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