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華盛頓６月９日電 財經隨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引起反思

新華社記者江宇娟　高攀

從法國到美國，從菲律賓到秘魯，反對自由貿易的民粹主義正在聚集力量，其背后矛頭或多或少對準了推崇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經濟學界以及政界對盛行了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討論又被重新點燃。

過去三十多年，全球經濟的蓬勃發展與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密不可分。自由貿易幫助全球數億人口擺脫貧困。外商直接投資拓展了發展中國家獲得技術和知識的途徑，幫助他們實現中長期增長，縮小了他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但從拉美經濟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再到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經濟的脆弱性凸顯，跨境資本流動逆轉導致許多新興經濟體陷入衰退，金融系統幾近崩潰，可以說資本自由流動放大了負面沖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研究人員近期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推行的財政緊縮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從而危害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紐約大學教授努里爾·魯比尼認為，生產率增長在全球范圍持續低迷，同時工資和生活水平停滯不前，這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民眾對自由貿易、全球化、移民和自由市場政策的反感。

同時在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進程已放緩，甚至有可能逆轉。ＩＭＦ第一副總裁利普頓曾表示，現在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速度遠低于ＩＭＦ十年前的預測。這看上去與全球化所承諾的前景并不相符。

利普頓說，通常的解決辦法是“讓每個國家管好自己的事”，這包括解決金融危機的遺留問題，應對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完善新興經濟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來支持基礎設施和私營企業投資等。

利普頓強調要加強全球合作以繼續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讓政客和選民了解全球化的好處，克服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同時共同管控全球化帶來的溢出效應和脆弱性。

牛津大學教授恩蓋爾·伍茲也認為，全球化需要規范與管理，需要深入且有效的全球合作，應該從政治層面對全球化進行管理，在保證人們從全球化獲益的同時，也必須要保證全球化的贏家無法利用漏洞逃避應該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