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一段“太原警察打人”的視頻在網絡傳播，引發網民對辦案民警的質疑。后經查明，這是一起因停車糾紛而引發的妨害公務案件。針對這一事件，四川平昌縣公安局官方微博“平昌公安”予以聲援：“遇到警察執法，請不要隨意拍攝，因為法律不允許！”

這一聲棒喝引來不少圍觀群眾。圍觀何以能改變中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圍觀群眾人人都有攝像頭，這讓第三方在網絡輿論場上還原現場成為可能。在一個缺乏互信的社會中，選擇相信“有圖有真相”是一種必然。如果圍觀不能拍攝，通過圍觀來促進執法公正的意義也就失去了。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網絡輿論場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也不可避免會夾帶一些惡意攻擊執法者的視頻或文字。有時甚至視頻是真的，但截頭去尾之后，視頻呈現的內容也可能引起網民的普遍誤讀，就如所謂“太原警察打人”的視頻一樣，后來也出現了反轉的聲音，太原市公安局迎澤分局表示：這是一起典型的涉嫌妨害公務的違法犯罪行為。這樣的“反轉劇”在自媒體時代并不稀奇。有時真相的浮現需要反復證實和證偽。網民樂于追逐碎片化閱讀，而依法處置需要等一等網絡信息的自我凈化。在法定程序上，還需要各方當事人的各自舉證以及各自主張或辯解。即便如此，一個反轉的個案，是無法援引用來否定群眾圍觀拍攝執法的。

或許正因為個案的說服力不強，“平昌公安”還在官微中一口氣列出了七條相關規定，以支持“遇到警察執法，不得隨意拍攝”的觀點。不過筆者按圖索驥，一一查驗了這些法條，卻并未發現有“禁止民眾拍攝執法”的具體規定。

《刑法》首先可以排除。援引“襲警罪”的規定，實在與民眾拍攝執法八竿子打不著——除非拍攝者不但在圍觀拍攝，還以手機或拍攝設備為兇器，對警察實施了暴力！

“平昌公安”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其微博寫道：雖然一般群眾拍攝警察執法不會被制止，但如果拍攝行為系“惡意拍攝”，影響執法尊嚴、干擾執法秩序，就會被警察“依法制止”并處罰。

那么何為“惡意拍攝”或“隨意拍攝”呢？“平昌公安”官微解釋稱：如果警察根據現場情況認為拍攝人員屬于無關人員，且認為拍攝行為干擾了民警的正常執法，如果不服從警察命令，繼續拍攝，那么就是惡意拍攝行為，就涉嫌觸犯《人民警察法》第35條規定，屬于妨礙執法民警依法執行職務。此外，“平昌公安”官微還引用《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現場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的規定稱：人民警察可以根據警情需要，要求在場無關人員躲避。

強調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對現場有控制權，這沒問題。但警方對現場的控制，指向的就是對違法行為的控制，對公共秩序的維護。民眾圍觀執法并拍攝，源于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權——這是一項憲法性權利。從遵憲行憲護憲的角度看，拍攝執法的民眾豈能被認定為“無關人員”？警察執法，與行政相對人是一組法律關系；民眾拍攝執法，與執法者是另一組法律關系（監督與被監督關系）。拍攝者自愿履行憲法權利，就是這組監督法律關系的“相關者”。

但是，另一方面，民眾也應該注意圍觀拍照應該有邊界意識。拍照不能影響警察的正常執法行為，另外，拍攝的視頻也應力求客觀，尤其是將視頻傳播到媒體或網上，也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當下的全媒體時代， “人人都有麥克風”已是事實。警民互動的輿論新生態，就建立在這一事實之上。警察執法是公開行為，理當接受公眾的監督。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像頭的無縫覆蓋之下，警察執法的確不如以往那么“方便”了。而民眾的監督同時也意味著責任，對事實和真相負責。這正是時代的進步，是促進警方文明執法、開明執法、嚴明執法和透明執法的契機。

□王琳（海南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