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應該著手出臺政策，促使煙草制造工業逐漸將資本轉向其他制造業，同時，幫助煙農轉型并逐步減少煙草種植面積。吸煙浪費金錢、污染環境、危害健康，我國煙草供給側的改革已經到了必須開始的時候，否則各地目前取得的控煙成果勢將難以為繼。

5月31日是世界無煙日，被稱為“最嚴控煙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實施也剛滿一周年。北京市衛計委發布的數據顯示，北京市2015年煙草銷售量比上一年度下降2.71%，在控煙條例實施后，有戒煙意愿的吸煙者從11.6%上升到46.4%。雖一項調查顯示，北京餐館大堂存在吸煙現象的比例從42.7%降到14.4%。

執行滿一年的京版控煙令，是內地最嚴格的一部控煙法律法規，也是最符合世衛組織有關公約要求的法規。北京控煙取得明顯效果，這也為中國的控煙工作爭得了一些“面子”。我國雖然早在2003年就簽署了《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并著手控煙工作，但十多年間，全國每年卷煙生產總量非但不降，反而是快速增長，這種現象令人尷尬。目前中國吸煙者超過3億，吸煙人數占世界總吸煙人數的近30%，我國每年有約140萬人死于煙草相關疾病。

北京控煙取得的成果能夠維持并進一步擴大嗎？北京煙民超過400萬，而全市衛生監督員只有1100多名，控煙條例實施后，有限的監督員隊伍已超負荷運轉了一年，因此，想通過加強監管力度擴大控煙成果，目前看是不切實際的。加大控煙的宣傳力度、部署監督執法力量等，這些都是針對煙草的需求端發力。控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不能僅依靠某一個部門的力量或僅在需求一側采取措施，現在是時候開始控煙的供給側改革了，只有這樣才能對公眾健康形成有力保障。

控煙的供給側改革對象，就是煙草產品的提供者，也就是煙草專賣部門、煙草生產企業等相關利益集團。控煙的供給側改革困難重重，是因為這一側的實力非常強大，強大到可以影響法律的制定。一直以來，控煙力量都謀求“全面禁止”煙草廣告，但是去年9月正式施行的新廣告法，對煙草廣告只是采取了“嚴格限制”，這讓相關利益集團獲得了巨大的緩沖空間。煙草“供給側”力量的強大還表現在，平裝煙盒及包裝警示圖的實施，在我國幾乎是寸步難行。平裝煙盒又稱標準化煙盒，即采用統一的字體、字號、警示圖案，去掉品牌信息的煙盒包裝。各國實踐表明，印有“腐爛的肺”“漆黑的牙齒”等圖案的平裝煙盒包裝，對減少煙草消費有明顯效果，然而，國內銷售的煙草制品至今包裝依然精美，其誘人程度甚至稱得上獨步全球，但這種“獨步”絕對不代表進步。

煙草相關部門強大的影響力，源自其無比雄厚的財力。來自國家煙草專賣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煙草業實現稅利總額1.14萬億元，上繳財政總額超過萬億。煙草部門也常以國家財政收入的“蓄水池”自居，并宣稱煙草業對解決老少邊窮地區的“生計”功不可沒。事實上，煙草相關部門的所謂“功勞”絕非不可替代。有研究表明，在目前種植技術、土地條件等因素下，煙草種植的機會成本遠超過煙草利潤，也就是說，如果煙農轉向其他經濟作物，獲得收益將更大。

從表面上看，煙草行業每年為國家帶來巨額財政收入，但這些收入并不足以彌補其造成的損失，吸煙導致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降低、醫療費用上升等都讓社會付出巨大成本。國家應該著手出臺政策，促使煙草制造工業逐漸將資本轉向其他制造業，同時，幫助煙農轉型并逐步減少煙草種植面積。吸煙浪費金錢、污染環境、危害健康，我國煙草供給側的改革雖然不能急于求成，但已經到了必須開始的時候，否則各地目前取得的控煙成果勢將難以為繼。（樊大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