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標準，向來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最低工資標準高了，企業用工成本會增加，經營負擔會加重；最低工資標準低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恐怕難以保障，甚至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站在企業角度與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民生的角度，會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產生完全不同的態度。

當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權威人士道出的“Ｌ”型經濟發展曲線更是意味深長。而且，最近一次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是發生在去年年底，有幾個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突破了２０００元，而最低工資又是扣除社保的“到手工資”，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高的用工成本。此語境下，通過延緩最低工資調整周期降低企業的負擔，是人社部門的積極作為，對經濟復蘇，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最低工資，終究是一個市場化的東西。它不應該代替社會的基本保障制度，也不應該給企業造成巨大的負擔。延長最低工資調整的周期，應該視作政府尊重市場規律的行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要知道，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國家不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原因就在于他們的政府不希望通過強制手段來干預公司行為。社會勞動力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應該由市場決定，如果過度頻繁調整最低工資，看起來很美，很得民心，但實際上是在破壞市場。

工資與勞動付出，是市場經濟中的兩個重要因素。政府能不能發布一個漂亮的最低工資方案，有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地方的勞動力市場究竟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還是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如果存在嚴重的“用工荒”現象，則企業想不執行最低標準都難。可是，如果某一行業、某一年齡段的勞動力并不緊缺，恐怕即便低于最低工資標準，也有人削尖了腦袋搶工資。

制約國民收入的癥結，也遠遠不在最低工資這個問題上。沒有集體協商工資制度，沒有真正能夠為勞動者維權的社會團體，僅靠行政命令，最低工資標準也很容易被架空。而且，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各個地區、各個行業的職工團體來提出的，維權和訴訟事宜也應該由團體來完成。

因此，頻繁調整最低工資，在經濟新常態下，越來越凸顯弊端。延長最低工資調整周期，甚至是暫緩數年，也是落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