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起醫療糾紛的報道吸引了輿論關注。一起是男子“右腎缺失”， 安徽宿州居民劉永偉去年6月在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做了胸腔手術，數月后在多家醫院檢查均被告知“右腎缺如”。一起是廣州醫生家中被砍身亡，廣東省人民醫院口腔科主任陳仲偉,在家中被20多年前患者持刀砍傷,身中數十刀,后經搶救無效逝世。（5月8日《新京報》《南京晨報》）

關于醫療糾紛的爆料和新聞，通常會掀起輿論的軒然大波。原因有這樣幾個。首先是信息的碎片化與認知的刻板成見。本來，社會對醫生、對醫鬧就形成了刻板成見，甚至是偏見，人們在做判斷時會讓成見跑在理性前面；加之，自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的碎片化，以及一些傳統媒體不負責任的煽風點火，有關醫療糾紛的輿論就可能不斷發酵。同時，信息的碎片化與認知的刻板成見是相互促進的：當信息碎片化時，刻板成見就更容易被調動；而當心中存在刻板成見時，人們就會更傾向于接受簡單、片面的結論。

當然，還有兩個層面的原因需要關注到：輿論的站隊與看病貴看病難的現實。在面對沖突性、爭議性的事件時，人們往往會因為立場的不同、訴求的不同、意圖的不同，而陷入一種輿論站隊中。在這種站隊中，人們匆忙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急切地表達自己的訴求，有時就忽視了事實的真相，忘記了溝通的必要。結果，雖然輿論領域看上去人聲鼎沸、熱鬧異常；但事實是，不同觀點之間無法有效、理性交流，議程也不能推進和深入。在醫療糾紛的輿論中，也存在著這樣的站隊現象：不僅醫患之間存在輿論站隊，即便在同一群體內部，也會因為認知層面的不一，而存在站隊現象。

人們之所以對醫療糾紛如此敏感，在很大程度上還源于看病貴看病難的背景。因為看病貴看病難的客觀存在，醫患之間的關系就容易緊張，患者難以對醫生產生足夠的信任，他們會覺得看病貴看病難是醫生造成的，醫生的主要任務不是把自己的病看好，而是盈利。當然，醫生也難以再把患者看成是需要身體和心理雙重撫慰的弱者，他們要提防患者抓住就診和治療中的瑕疵與問題，小題大做、索要賠償。于是，過度醫療的現象出現了；于是，醫療糾紛的概率增加了。當醫生和患者因為看病貴看病難而失去彼此信任，并不再心平氣和時，醫療糾紛必然增多。

要想消除醫療糾紛，需要標本兼治。一方面，緩解看病貴看病難的現象。如果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得不到有效緩解，那么患者和醫生的關系就不可能真正融洽——當患者承受看病貴看病難的壓力時，他們需要一個發泄和抱怨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他們最直接接觸的醫生，一旦醫生在治療過程中作出患者不能接受的表現，醫療糾紛立刻發生。另一方面，建立中立客觀權威的調解機構。有糾紛就需要解決，很多醫療糾紛與極端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調解機構公信力的喪失。當人們不再相信調解機構和機制時，想到的就是醫鬧，就是上訪。雖然，中立客觀權威的調解機構并不能消除所有醫療糾紛，但是卻可以防止醫療糾紛的嚴重與惡化。

理性判斷需要充分信息，這對報道醫療糾紛的媒體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報道醫療糾紛時，媒體應該提供周全而深刻的信息。所謂周全，就是信息必須全面，不能以碎片化的信息添油加醋，更不能以片面化的信息撩動刻板成見；所謂深刻，就是信息必須深入本質，讓人們在解讀新聞個案時能對深層存在的問題充分關注，以推動話題到議題的轉移，促使議程能夠理性深入展開。這是媒體應該起到的作用。若在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時，媒體總是抱著心災樂禍的心理報道醫療糾紛，那么關于醫療糾紛的輿論就不可能理性客觀，反而會充滿對站隊的慣性與暴戾的氣息。（李劭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