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難”是我們面臨的一大難題，而號販子則大大加重了這一“社會病”。今年年初，一段“女子怒斥號販子”的視頻被瘋狂轉載，高點擊量反映出公眾的感同身受和憤慨。視頻播出后，全國許多省份進行了排查號販子的工作。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如何解決號販子問題”也成為焦點。現在，八部門的專項行動，既是對公眾呼聲的及時回應，也傳達出政府部門矢志消除痼疾的決心。

為何會出現號販子？一種頗有市場的觀點認為，根源在于全國醫療資源分布不均，最優質的醫療資源過分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導致大量外省人不遠千里“慕名而來”。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需求產生市場，而供給的不足必然導致價格飛漲，號販子能夠存在，正是因為他們手中握著的一張張“專家號”是極為稀缺的資源。這一觀點稍不留神便會得出偏頗的結論：號販子通過倒賣掛號而獲得的收入，只是在補足專家號“應有價值”和“票面價值”之間的差額。為此，甚至有經濟學家撰文，說什么“全社會都該感謝號販子”。按照這種邏輯，在未充分縮小地區醫療水平差異的前提下，除了默認號販子的“加價”（或依需求販售專家號）外，并無根本辦法。其實，對醫療衛生問題，機械地照搬照套經濟學原理容易得出可笑的結論。相信不會有人愿意等到醫療資源大致均衡了才著手消除號販子。更為均衡地配置醫療資源，自然有利于號販子的消除，但二者是迥然不同的兩個問題，前者某種程度上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而后者則是擾亂市場正常秩序的毒瘤。公眾之所以痛恨號販子，在于如果默許號販子的做法，甚至走向“誰出價高誰說了算”的境地，那就等于變相剝奪了絕大多數人平等就醫的機會。餐館吃飯等號，我們尚且明白先來后到的道理，何況關乎健康的大事呢？正因為號販子用所謂的“市場原則”破壞了平等就醫規則，才需要不遺余力地打擊他們。

醫療問題不能簡單依靠市場原則來解決，在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面前，經濟利益常需作出讓步。所以，號販子及連帶的畸形產業鏈，一經發現便需連根拔起，絕不能手軟。《方案》指出：“（中遠期）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并抓好落實，規范醫療機構廣告宣傳行為，斬斷‘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利益鏈條，鏟除‘號販子’和‘網絡醫托’生存土壤”。由于號販子問題涉及的關聯方較多，各方管轄歸屬一直是推進問題解決的瓶頸。《方案》集八部門之力，有助于理順其中的權責關系，斬斷產業鏈。

對專項行動，普通人最關心的是行動的實際效果。為徹底消除號販子，將“號販子入刑”的呼聲一直很高。毫無疑問，號販子屢禁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此前的懲處力度較為薄弱，不足以震懾、打擊非法行為。但《刑法》畢竟是一套系統的法律，作為打擊犯罪的“最后防線”，貿然將一切棘手問題統統收入囊中，未必能充分發揮出《刑法》的效力。而《方案》首次提出的建立“號販子黑名單”等做法，可以視為一種折中嘗試。那么，如何利用黑名單及與之掛鉤的社會信用體系，如何在專項行動結束后將這些制度轉化為長效監督機制，將直接關系行動的效果和后續工作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