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至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展階段上各國的平均水平。

因此，我們不應該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一般性結論是不錯的。但是，由于他們的研究中缺少對中國獨特因素的分析，因此做出中國經濟增長率很快將降低到3%左右的預測，顯然是比實際情景要“悲觀”得多的預言，無意中助長了唱衰中國的論調和做空中國的打算。

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阻礙資源有效配置的體制性障礙，人口紅利得以釋放出來。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我們對潛在增長率的預測并不支持上述預測，而是認為中國經濟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記者：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更多是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是不是應該多從結構變化的層面觀察中國經濟？

蔡昉：是這樣的。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從結構變化來看，中國經濟前景非常美好。

一個證據是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證據之二是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等機構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