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海歸就業難”不時進入公眾視線。留學花費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海歸的就業質量卻有些讓人失望。每月數千元的起薪，顯然讓一些家庭“高投入高收益”的想象落空。當角色扮演背離角色期望，出國留學“值與不值”便成為一個糾結的問題——這一場以教育之名的社會交換，不可避免會觸動許多家庭關于名譽和利益的敏感神經。

當下的中國，逐漸從身份社會向專業社會過渡。用人單位在招聘的時候，不僅在乎求職者的“出身”，也在乎求職者的綜合素質。同樣的“海歸”身份，不同的求職者在就業市場的待遇卻有著鮮明的反差：有些求職者不僅拿上了高新，還年紀輕輕就評上了教授甚至博導；有些求職者不受待見，拿著“不夠體面”的月薪，讓自己和家人都感受到失落和挫敗。

“海歸就業難”從直接原因上歸咎于海歸的社會聲譽下降甚至遭遇“污名化”,從根本原因上歸咎于出國留學的功能異化。一方面，在功利和算計的裹挾下，出國留學成為一種“洗白學歷”、“貼金”的做法，良莠不齊、泥沙俱下；另一方面，海外高校魚龍混雜，既有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也有生源、師資都不怎么樣的一般大學，甚至還有通過招收留學生來圈錢的“野雞大學”。

伴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教育改變命運”的顯示度下降、周期性拉長，大學生就業難是一種普遍現象，“海歸就業難”只是其中的一種類型。求職的過程，也是用人單位和海歸社會互動的過程；如果海歸沒有特殊的技能和本領，又怎么贏得用人單位的“另眼相看”？

在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看來，出國留學能達到投機取巧的目的。以一年制授課型碩士為例，別人要花兩三年的時間拿到的學位你花一年就拿到了，其“含金量”難免會引發用人單位的質疑。“海歸就業難”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用人單位更加理性、務實的產物，他們不再迷戀“海歸”的標簽，而是更加看重求職者的真才實學。

美國教育家杜威認為,“教育只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在“海歸”符號價值不斷下降的今天，海歸要想“贏得尊重、發揮作用、實現價值”，顯然不能依靠身份標簽，而是要靠實力說話。那種“根底淺”、“腹中空”的海歸，“高投入低收益”看似偶然，實則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