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明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校長。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首任主任。

現任亞太公共衛生科學理事會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WHO行為干預專家委員會委員，西太區慢病顧問。現為英國牛津大學，美國UCLA、Tulane和USC大學客座或兼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和澳大利亞Griffith大學榮譽教授。

在剛結束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李立明遞交了《探索不同類型的醫養結合模式，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健康養老需求》的提案。其實，李立明對于老年問題的關注，早在20多年前就開始了。

20世紀90年代，李立明在美國進修時聽了一位美國國立老年醫學研究所所長的報告，說未來20年，中國將成為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而且是在經濟不發達、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李立明聽了以后非常震驚，當即申請到美國國立老年醫學研究所學習了幾個月，開始琢磨研究我國的老齡化問題。

回國后不久，李立明便出版了國內第一部《老年保健流行病學》。2015年出了第二版，其中對疾病的認識和發展做了一些調整。他覺得，我國老齡化的形勢沒有改變，而且中國老年人和國際上老年人有其共性———疾病譜和老年健康的特殊性。

老年人第一位的是心理健康

“我每周會陪父親吃兩頓飯，聽他說說話”

“大家總覺得影響老年人健康最主要的因素是退行性疾病，其實不是，心理健康才是第一位的。”李立明說，引發老年人產生心理變化的，醫學上稱之為負性生活事件，包括退休、白發人送黑發人、老友同事去世、自己得了嚴重疾病，甚至還包括具有中國特色的婆媳不睦。據統計，老年人的負性生活事件有幾十種，都會影響心理健康。比如退休的老人易暴怒，或者不愛說話，覺得自己是家里的負擔，出現自責，從而增加抑郁的可能。

李立明看過一部小說《堅硬的稀粥》，說的就是農村老父親和三個兒子之間的故事，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親是93歲走的，他在世時，我每個星期一定回去陪老人家吃兩頓飯，就是聽他說話，跟他討論，他會非常滿足。”李立明說，“真的要常回家看看，老人這時在物質上的要求已經不高了，更吃不下多少東西，最需要的是和兒女的溝通交流，你哪怕是做一個傾聽者。”

老年人在健康上會面臨心理的、生理的、功能性（生活自理能力）的三大類問題。李立明認為，單獨靠養是不行的，老年人要靠醫和養，醫是基礎，包括醫療、康復、照料、護理，這是老年人維持生活質量和養的前提。但國內多數關注的是養，很少考慮醫。“我們也看到很多地方在建老年公寓，但沒有醫的支撐，老年人怎么會去呢？”

是時候摸索不同的醫養結合模式

“未來10年到達銀色高峰，我們要準備好”

醫養結合是要滿足老年人在養老過程中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反映了“持續照料”的養老理念。

“現代社會是多元的，包含了農村、新型城鎮化、城市、流動人口等等，社會結構和經濟階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醫養結合這件事情也應該是多元化的，要走市場化的道路，不能全靠政府和國家去管。這是我的一個觀點。”李立明說，國家和政府應該管公職人員、軍人以及經濟弱勢群體的養老問題，這是社會的公共責任。其他人就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水平選擇不同的醫養結合模式。

李立明做過調研，看到農村的養老機構——福利院，是一床難求。城市里條件稍微好一些的養老院，排隊要排到幾十年以后。也看過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的養老機構，有一些留學生會把父母接過去，享受那里的養老。“說明養老這個市場很大。”

“我們國家已經到了銀色浪潮期了，未來10年是個高峰，現在就應該開始摸索不同的醫養結合模式。等到了高峰期，我們已經有準備了，有了模式，供不同層級的人選擇。”

李立明認為，醫養結合并不是一種獨立的養老模式，更多意義上是作為一種新型的養老服務供給方式而運轉，它可以和任何傳統養老模式相結合，在任何養老模式中以不同形式實現醫養結合的服務供給。

李立明前些年一直在做有關建設“健康城市”的研究和實踐。“我特別高興地看到，過去我們沒有認識到的觀念，現在一點一點在和國際接軌，而且逐漸進入了中央的決策。”如今，李立明對醫養結合也開始了他的摸索，他希望能建立起一個將來以供參考的有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