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福利、低保障雖然有利于降低理論上的勞動力成本，但在實踐中未必有利于經濟質量整體提升。勞動收入越低、勞動者越沒有保障和尊嚴，勞動者的主體性就越弱，創造性、責任感就越低。

近段時間以來，是否修改《勞動法》的問題引起了中國大眾的普遍關注。一些有影響力的社會精英甚至領導干部，頻頻在公開場合對《勞動法》發出非常嚴厲的批評。他們認為，《勞動法》強制為工人提供社會保障的規定，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并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坦率來說，這樣的看法不僅忽略了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而且在處理勞工權利與企業活力、公平正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陷入了一種誤區。

《勞動法》

首先，《勞動法》強制企業為員工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固然是增加了用工成本，但這個影響到底有多大，卻是一個疑問。一方面，大量民營企業落實《勞動法》存在相當程度的折扣。中國的勞動者尤其是制造業領域內的農民工群體，往往沒有受到《勞動法》的充分保護，拿《勞動法》理論上的效果，來證明中國有落入福利陷阱的危險，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偽問題。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用工成本的上升，從本質上來說，不是《勞動法》的影響，而是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的。即便是毫無社會保障的小工、散工，其工資水平在近幾年中也有了快速上漲。這是個市場的自然現象，而不是立法的人為扭曲。

其次，中國勞動者福利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總體來講仍然不夠。相比于以前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負福利的狀態，目前福利水平的提升雖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要據此說中國社會陷入了類似于歐洲福利國家的所謂福利陷阱，則實在有些“浮夸”了。低福利、低保障雖然有利于降低理論上的勞動力成本，但在實踐中未必有利于經濟質量整體提升。勞動收入越低、勞動者越沒有保障和尊嚴，勞動者的主體性就越弱，創造性、責任感就越低。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奴隸制在經濟效益上從來都不是最優的經濟模式，它只適合簡單的、重復性的體力勞動，而無法完成復雜性的、主動性的人的生產。

坦率而言，中國的經濟尤其是民營制造業，的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以零福利、零保障為核心競爭力的。但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的。一方面，“血汗工廠”帶來勞工階層的憤怒與反抗，很可能危及社會可持續的發展與最基本的穩定；另一方面，低收入、低保障的分配體系，雖然有利于出口，卻不利于擴大內需，而一旦外界經濟震蕩，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就會立刻陷入巨大的產能過剩。

最后，即便中國民營企業的確因為社會保障的提高而增加了成本，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民企的生存困境歸咎到保障勞動者基本福利的《勞動法》上。中國民企的生存困境是由稅負、信貸、執法環境、創新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把民企解困的思路，寄托在打壓勞動者本不高的福利之上，不僅不道義，而且不科學。至少就目前來看，減稅負、寬信貸，恐怕比克扣工人的社會保障更為實際。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之下，遇到困難首先想到從勞動者身上下手，也不符合發展的目的和宗旨。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者掙得少、干得苦，從來都不是福利的寄生蟲，他們配得上更好的待遇更多的尊重。（儲殷 作者為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