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份子錢由過去的政府調控，改為由企業或行業協會與駕駛員或工會組織平等協商，從理論上說，有利于降低份子錢，減輕出租車司機的負擔。但是，當前出租車牌照由出租車公司擁有，如果出租車司機不答應出租車公司制定的份子錢數額，很可能面臨沒有出租車可開的命運。在這種情形下，出租車司機面對出租車公司開出的高額份子錢，除了接受，難有別的選擇。所以，由力量不相匹配的出租車公司與出租車司機協商份子錢，很難得有真正的平等協商，難以起到有效降低份子錢的效用。

而工會組織的力量來自于其相對資方的獨立性，可以組織員工“同進同出”，從而迫使企業答應員工的相關合理訴求。但是，當前企業工會組織普遍存在相對資方獨立性不夠強的問題，所以，由工會組織代表員工與出租車公司平等協商份子錢，其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降低份子錢、減輕出租車司機負擔的效用，同樣不容樂觀。

從以上意義來說，由企業或者行業協會與駕駛員或工會組織平等協商份子錢，對于降低份子錢、減輕出租車司機負擔來說，可謂“知易行難”。降低份子錢、減輕出租車司機負擔，最為根本的還是如許多網友指出的，要破除當前的出租車壟斷經營體制，去除出租車公司這一中間食利層，允許出租車個體化經營，同時強化政府部門對于出租車經營行為的管理。如此，當前畸高的份子錢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降低，出租車司機負擔才能真正得到減輕，出租車經營領域的分配公平才能得以實現，并藉此而促進出租車營運服務水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