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吸引高素質人才來當法官，依靠什么？

蘇澤林：配套措施要跟上。責任到位了，權利保障也要到位。我最近有個建議，要盡快落實法官的工資待遇，當然檢察院也在呼吁。員額砍下來了，責任制也建立起終身追責，工作量比原來大了。原來還有合議庭，庭長、院長審核，還有審判委員會討論，現在是哪個法官審的案就哪個人簽，責任全在你一個。

新京報：你剛提到從優秀的律師隊伍中遴選法官，但眾所周知，優秀的律師肯定收入是很高的，怎么才能吸引他們？

蘇澤林：最重要的還是這個職業要得到尊重。其實在任何一個國家，律師創造的個人財富都比法官多，但為什么國外律師都想當法官？主要還是因為法官受社會尊重，有一種職業榮譽感和自豪感。作為解決社會矛盾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檢察院的人才素質應該相對要求更高，他得到的社會尊重應該更強。

新京報：有律師轉做法官的例子嗎？

蘇澤林：我知道現在有。十年前，最高法院想從律師中遴選法官，但最終沒有選到。現在雖然例子不多，但是看到了希望。這也與我們的司法環境有關，現在法制環境得到改善，國家倡導全面建設法治國家，法院、檢察院在法制建設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經體現出來。

談法官隊伍

待遇偏低、工作繁重、安全風險大

新京報：近期有很多年輕法官、檢察官辭職的新聞，你覺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蘇澤林：現在法官、檢察官的壓力普遍太大。首先是工作壓力，很多地方案多人少，法官、檢察官要“5+2”、“白+黑”地工作，有些法院甚至要求開晚上法庭，長期超負荷運轉；其次就是改革帶來的壓力，法官的比例不能超過多少，篩選的方式是采取考試和考核相結合的辦法。這樣就出現教授和學生一起考試，還不一定能考得過學生。

新京報：有基層法院規定，只要副處級以上的法官就可以直接認定為法官？

蘇澤林：沒有，都要經過統一考試。有些已經干了幾十年的法官，工作經驗相對豐富，如果改革以后，他不再有審判的資格，心里會有失落感，他對朋友和家人沒法交代，所以面對考試改革時，會有一些阻力，這是第二個壓力。

新京報：考試是統一的嗎？30歲和50歲的人一起考？

蘇澤林：對的，就像我這樣歲數的大法官如果要參加司法考試，也不一定能考上。我能辦好案，但考試不一定考得過，也就是說，考試和工作經驗不是同等的。

新京報：除了這些壓力之外，還有媒體報道基層法官因生活窘迫而離職。

蘇澤林：這就是我最后說到的保障問題。包括職業保障，工資制度，還有安全保障，最近北京法官馬彩霞，很優秀的一個法官被犯罪嫌疑人殺死了。現在基層法官面對的安全風險更大。

新京報：司法改革是否能解決上述的問題？

蘇澤林：目前的改革抓住了核心，就是讓法官、檢察官隊伍整體業務素質提高，能力增強，以實現訴訟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改革。為什么以訴訟為中心，而不是以法院為中心，就是要保證公正。我有一個觀點，司法公正不是法院判出來的，而是我們的司法共同體共同運作產生出來的。包括法官在內的所有法律人，這里有警官、檢察官、律師、公證鑒定等。所以表面上司法公正是在法院，但整個是一個鏈條。一個冤假錯案出來，法院當然要負責，但也要包括偵查人員，檢察機關，也包括律師、鑒定機構等方面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