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旅游業，對環境的要求自然比較高。”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德宏州監察局副局長梁曉丹曾經擔任過鄉鎮干部，她在工作中發現，許多村寨長期受到生活垃圾的困擾，“有些特色旅游村，外表光鮮亮麗，但角角落落的垃圾特別扎眼”。（2月28日《經濟日報》）

在許多遠離鄉村的城里人看來，鄉村是山清水秀、空氣清新的“田園牧歌”；殊不知，伴隨著工業化進程，鄉村可能淪為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在當下的一些鄉村，“詩意地棲居”已經成為一種美好的愿望；隨處可見的生活垃圾，讓美麗鄉村走調、變味，甚至讓一些返鄉的游子發出“回不去的故鄉”的喟嘆。

過去，農村幾乎不存在垃圾污染的問題，因為幾乎沒有不可降解的工業品進入農村。然而，伴隨著工業品下鄉，許多村莊都面臨著嚴重的垃圾威脅。隨處可見的生活垃圾，不僅造成地表污染，也會對地下水造成污染。更讓人痛心的是，不少村民對這樣的現象視若無睹，直到有一天，當他們發現環境污染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的身體健康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才會產生“悔之晚矣”的艱辛與悲愴。

在工業化之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賴自然，從而對自然充滿了敬畏；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更多強調順應自然。可是，這種本土的地方知識正逐步讓位于外來的知識體系——伴隨著工業化進程逐漸占據主導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與傳統知識不同，它強調通過人的工作，使環境為人類服務。

在發展的語境下，效率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資源應該被如何利用，通常取決于哪種利用方式更有效率；只不過，在效率或者利益最大化的背后，往往是環境資源的巨大損傷。許多村民在享受工業品便利的同時，卻忽視了生活垃圾對鄉村環境的破壞；鄉村陷入了“公地的悲劇”，生活垃圾隨處可見。

作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垃圾圍村”是多種因素擠壓的結果。一方面，面對急劇的社會變遷，農民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有一個過程， 難免會“慢一拍”；另一方面，在現有的環境保護治理體系中，農村處于一個政府、市場、社會的邊緣地帶，讓生活垃圾處于一種無人問津、放任自流的狀態。對于農民來說，治理生活垃圾作為一種公共事務，不可避免會陷入 “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搭便車困境”。

關注農村環境問題，就是要關注在發展過程中，農民在知識和權利關系上處于何種位置。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說到底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在社會治理格局中，只有擴大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避免鄉村成為環境保護的盲點，美麗鄉村才會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