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上書皇帝將七天長假掐頭去尾，縮短為五天

年年過年，年年放假。以前過年放七天假，初一放假，初八上班；現在還是七天假期，不過在放假時間和上班時間上均提前一天：除夕放假，初七上班。這樣一改，在外地工作的上班族才有可能及時返家，趕在除夕跟家人吃一頓團圓飯，比大年初一才放假合理多了。宋朝人是怎樣放假的呢？

令人稱奇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宋朝的新年假期竟然跟今天一樣，也是放假七天。

據《宋史·職官志》記載，自宋太宗即位以后，到宋真宗退位以前，歷年元日（春節）均給七天長假。除此之外，每逢冬至與寒食，同樣也是七天假期。至于中秋、重陽、端午、七夕等節日，最多只有三天假期，甚至縮減為一天假期。也就是說，宋朝每年長達七天的假日只有三個，即元日、冬至與寒食。

現在的老百姓喜歡將七天長假與五天假期稱為“大黃金周”，將三天假期稱為“小黃金周”。照此說法，宋朝人每年通常能享受到三個“大黃金周”，也就是“元日黃金周”“冬至黃金周”和“寒食黃金周”。

但七天長假并沒能一直持續下去，正如現代政府對傳統節假日的安排會有所變動一樣，大宋朝廷也曾經調整新年假期。宋人龐元英在其著作《文昌雜錄》中寫道：包拯為三司使，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后，只給假五日，自此始也。

包拯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清官，宋仁宗在位時，他當過三司使，相當于財政部長，主管全國的財政收支與鹽鐵專賣，工作繁忙，總感覺時間不夠用，恨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變成一年五百天，別人歡迎放假，他這樣的大忙人卻不歡迎，所以他上書仁宗皇帝，將七天長假掐頭去尾，縮短為五天假期。

并不是每個人都像包拯那樣勤于公事。七天假期改為五天以后，絕大多數官員都非常不滿，一到過年的時候，他們不是提前請假，就是借故拖延上班時間，總要想方設法將假期延長幾天。所以到了宋哲宗即位以后，新年假期又從五天恢復到了七天。

總的來說，在北宋一朝，除了宋太祖時期國家初創、制度未定以外，宋仁宗與宋神宗時期的新年假期都是五天，而宋太宗、宋真宗、宋英宗、宋哲宗與宋徽宗等時期都是放假七天。

北宋滅亡后，南宋建立，金國軍隊先是肆虐中原，繼而渡江南下，攆得南宋小朝廷東奔西竄，最初十幾年連一個固定的首都都沒有。此后六七年內，宋高宗常常被迫移駕南京，直到紹興十一年 （1141 年）宋金議和，杭州才成為南宋事實上的首都（名義上稱為“行在”，意思是御駕暫時駐扎之地，仍非首都）。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朝廷完全沒有閑暇過年，不可能頒布一道新年放假的政令。宋金議和以后的第二年（1142 年），戰火基本熄滅，天下基本太平，南宋朝廷總算喘了口氣，宋高宗宣布大赦天下，這一年春節放假五天。自此以后直到南宋滅亡，每年春節假期基本上都是五天。所以說，如果我們能回宋朝過年的話，一定要選擇北宋，而不要選擇南宋，因為南宋的假期太短。

地方長官過年也不能離職半步，否則即遭罷免

對官員們來講，放假并不代表可以回家睡大覺，為了保證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放假期間必須安排人來值班。宋朝官場術語中有一個詞叫“休務”，這個詞常常跟放假并列，例如朝廷宣布放假之時，一定會注明是否休務。

什么是休務？就是不值班。什么是不休務？就是值班。宋太宗雍熙二年（985 年），朝廷宣布“元日給假七日，休務一日”，意思就是新年放七天假，其中大年初一那天不用值班，其余六天則要輪值。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年），由于北方正在打仗，故此“不休務”，過年歸過年，工作要照常進行，各大機關必須天天安排專人值班。

宋哲宗元二年（1087 年）除夕，蘇東坡的弟弟蘇轍寫了一首詩，描寫自己如何過年：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盤。冬來誤入文昌省，連日齋居未許還。

在這首詩里，“椒盤”指的可不是一盤辣椒，因為宋朝還沒有辣椒（辣椒直到明朝才進入中國，直到清朝初年才走上中國人的餐桌）。這里的“椒”，指的是花椒。中國古人迷戀花椒，將其視為特殊的香料，用其指代一切美好芳香的事物，例如用“椒房”指代香閨，用“椒乳”指代香乳等等。

“椒盤”呢？指的是春盤。春盤類似現在臺灣人新年祭祖時必備的春飯，只不過春飯通常用碗盛放，而春盤則是用盤子盛放，并在盤子里的菜肴上豎插裝飾品，例如一朵紙花、一面小旗、一段柏枝、一支線香之類，將菜肴打扮得既熱鬧又肅穆，既喜慶又莊重，用來敬神。

蘇轍這首詩的意思是說，他以前做地方官，沒機會回京過年（蘇轍的父親蘇洵生前曾經在開封宜秋門內買房安家，該處房產后來成為蘇轍與蘇東坡兄弟在京師的共同住所），去年好不容易調回京城，終于有機會跟家人一起敬神祭祖、圍爐聚宴，今年卻又不行了，因為今年春節他不休務，輪到他值班，皇帝不放他回家過年。這首詩第一句“七度江南自作年”，意思是在江南做了七年地方官，都是自己過年，不能與親人團聚。為什么不能與親人團聚呢？因為朝廷不允許。

按照宋朝制度，地方長官除非任期已到、父母亡故或奉有特旨之外，一般不能離開任職所在地，每逢節假日也不準回鄉探親。例如縣令、知州、知府、節度使、轉運使、安撫使、提點刑獄公事、提舉常平司、提舉茶鹽公事等官員，均為地方長官，每逢過年，其下屬倒有可能回家過年，唯獨他們身為長官，不能離職半步，敢有違犯，即遭罷免。

正月初一，皇帝天不亮就要起床

朝廷之所以定下如此嚴令，并非不通人情、不近情理，而是因為當時交通落后，假如允許地方長官回家過年的話，他們會在路上耗費大量時間，將重要工作統統耽誤。

南宋詩人陸游著有一部《入蜀記》，出版界將其作為游記名篇重新出版，其實它是陸游從紹興老家去四川奉節赴任途中寫成的日記。這部日記將古代交通之落后與長途旅行之艱險描述得淋漓盡致：1170 年舊歷五月十八，陸游從浙江紹興出發，沿著長江逆流而上。他順風掛帆，逆風拉纖，白天行船，夜晚靠岸，一有大風雨，趕緊去灣里躲著，等晴天再走。就這樣走走停停，緊趕慢趕，直到這一年的舊歷十月二十七，他才抵達目的地。總共三千里水程，他老人家走了半年。后來陸游在四川當了六年官，度過了六個新年，其間從未返回紹興一次。為啥？一是因為朝廷不允許離開崗位，二是因為路上太難走，太耗時間，即使朝廷允許，他也未必愿意回去。

前面舉的兩個例子可能有些極端，因為無論是從開封到眉山，還是從紹興到奉節，都必須走水路，而且路程都很遠。如果任職地離鄉較近，是不是就有時間回家過年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遙想當年，王安石變法失敗，被迫下野，去南京隱居，其間有人誣陷他謀反，他大驚失色，火速從南京趕往開封向皇帝分辯。這回他走的是陸路，騎的是快馬，結果在路上仍然花了整整七天。本章前文說過，北宋新年假期一般為七天，設若王安石在南京上任，回開封過年，等他到家的時候，假期已經結束了，再想趕到任上都來不及。

宋朝皇帝還是很有人情味兒的，既然地方官不被允許回家過年，也完全來不及回家過年，那就特許他們帶家屬上任，與老婆孩子一起在任職所在地過年。

以上說的是官員，皇帝在過年時同樣也要值班。官員的工作是上班，皇帝的工作是上朝。宋朝皇帝并非每天都上朝（事實上任何朝代的皇帝都不需要天天上朝），皇帝真正上朝的周期是五天一次，一般在每月的初五、十五和二十五的早上舉行，這叫“常朝”，意思是按照常例舉行的朝會。舉行常朝的時候，并非文武百官全都要參加，只有五品以上并且身在京城的大官才有資格。

即使到了過年的時候，皇帝也沒有機會賴床不起，因為每年正月初一都要舉行一次規模龐大的朝會，時稱“元日大朝會”。按照《夢粱錄》的記載，正月初一那天凌晨，大約四點鐘還不到，離天亮還有三個多小時的時候，皇帝已經穿上絳紗袍，戴上通天冠，在宮殿里焚香禱告祭拜上天了。半個小時后，宮門緩緩打開，宰相率領百官邁步進宮，各國派往大宋賀年的使臣也都來了，他們在贊禮官的引導下向皇帝拜年。拜過年剛剛天亮，皇帝是不是可以散朝回去補一個美容覺呢？不可以，他還要向百官賜宴，向各國使臣賜宴，并率領大家一起觀賞歌舞與雜劇，直到接近中午的時候，元日大朝會才能宣告散場。

太學生每年只有九天假期

現在的學生每年都有寒暑假，春節假期一般包含在寒假之中，宋朝學生是怎樣放假的呢？

我們先看鄉村學生的假期。宋朝鄉村私塾假期較多，每年假期多達三個月，其中包括一個月春假、一個月秋假、一個月寒假。

春假與秋假是為了讓學生歸家幫父母務農，忙完春耕秋種再返校讀書。寒假從農歷臘月初八開始，到來年正月初八結束。除此之外，每逢春社、秋社、端午、中秋、重陽、冬至，學校也會放假，假期一般為一天。城市學生假期較短，沒有春假和秋假，只有寒假與暑假，寒假一個月，暑假一個月，加起來總共兩個月假期。

宋朝最高級別的學校是太學，太學生的假期最少，竟然沒有寒暑假，只是在寒食、冬至與新年各放假三天，加起來每年只有九天假期。不過太學生都是官宦子弟，常常打著“隨侍父親遠赴外任”的旗號請假，一請就是好幾個月，年終時再返校參加大考，只要考試合格，仍然有資格出來做官。

宋朝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年輕時就是太學生，他在開封太學讀書，最大的樂趣是請假出來去大相國寺門口的古玩店鋪觀賞字畫、購買拓片，如果讓他安安生生守在學校里，一年只有九天出來放風的機會，他肯定是不干的。

大家讀到這里的時候，想必已經明白，宋朝的官定假期并不能讓天下臣民“雨露均沾”：北宋朝廷規定新年放假七天或五天，南宋朝廷規定放假五天，可是地方長官由于不能離開崗位，實際等于沒有假期；在私學讀書的學生因為能放寒假，其新年假期可以視為長達一個月；而太學生的假期卻只有三天。由此可見，不同階層的人所享有的假期也不同。宋真宗曾經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頒布詔令：“瀘州南井煎鹽灶戶，自今遇元正、冬至、寒食三節，各給假三日。”瀘州南井是四川的一個大型鹽場，該鹽場自從北宋初年以來就一直為中央財政貢獻著源源不斷的食鹽專賣利潤，而鹽場工人卻沒有休假的權利。為了顯示自己的仁慈，同時也為了防止工人罷工甚至暴亂，宋真宗才頒布了這樣一道“恩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