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這就是五大名窯之首的汝窯？”“也不好看嘛，上面還有斑點！”“還有裂紋，是后來碰裂的吧？”

  民窯抄襲偽造居多

一天，在一家世界著名的博物館古陶瓷館內，我隔著玻璃在觀賞一件宋汝窯洗，一群大學生也擠了過來，議論聲隨即而起：“哇，這就是五大名窯之首的汝窯？”“也不好看嘛，上面還有斑點！”“還有裂紋，是后來碰裂的吧？”“不是！好像燒好就裂了。”“宋朝皇帝也太沒眼光了，會喜歡上這么一件東西?！薄咦彀松嗖唤^于耳。

起初，我覺得他們年輕幼稚，開些玩笑也屬正常，后細細一想，他們不加思索地隨口感慨恰恰反映了很多觀眾的看法。其實展示的雖屬汝窯，但是一件民汝窯，并非當初進貢皇上的官汝產品。民汝和官汝是有天壤之別的。

由此我想到博物館在展示展品時，如果只對展品作名字注釋，不分官民，那造成觀眾的誤解是難免的。汝窯為五大名窯之首早無爭議，不明就里的觀眾認為只要一戴上汝窯的帽子就是古陶瓷界的魁首，是官窯中的官窯。其實，這里存在官汝和民汝的嚴格區別，真正稱得上官汝的器物，應該是無論從器型、釉面、胎體、圈足、支釘痕等都找不出星點瑕疵的規正之物。這是給最高封建集權統治者個人專享之物，哪個供奉者敢冒丟腦袋的風險？因此，現在陳列在幾大博物館的汝窯器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排不進官汝的行列，是地道的民汝產品。

官窯求質而不求量

自從張公巷和清涼寺作為汝官窯的生產地后，幾乎是同時，在附近大大小小的窯場，都開始摹仿官汝的生產工藝，制作類似官汝的器物，這在清晚期光緒二十九年的副榜貢生、康有為的入室弟子許之衡寫的《飲流齋瓷話》中點評得非常清楚。書中說道“此外尚有諸窯，統名雜窯，亦曰小窯。茲約舉之：仿柴者曰東窯，宋建于東京，東青所由得名也；仿汝者曰唐邑、曰鄧州、曰河北……總之，宋代雜窯，不外取法諸大窯，輾轉仿效。而胎質釉質之精粗，明眼人不難判別也。雖同一宋器，而價值則遠遜矣！”文中所說的唐邑、鄧州、河北，乃唐邑窯、河北窯和鄧州窯，唐邑在今河南唐河；鄧州即今河南鄧州。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有那么多仿效地。《中國美術史》中說得更形象：“汝河兩岸百里景觀，處處窯火連天”，汝河南北兩大瓷區，方圓300多平方公里的上千座窯爐均在生產，其規模，其數量，可想而知，沒有記載的則更不計其數，加上仿品往往求量而難求質，因為仿者以求利為目的。官窯求質而不求量，主要為博皇帝一人的首肯和歡心，所以兩者是無法比擬的。

這也充分說明，歷來存在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抄襲和偽造之風由來已久。如果我們有心去查閱一下世界上幾個藏有汝窯器的博物館的館藏圖錄，會發現一個不爭的事實：精粗參差。少量的非常精致，精致得找不出一點毛病，而粗的卻瑕疵比比：有型不規正的，也有縮釉點的，更有窯裂的……但是，不管有無瘕疵，均被排在珍貴的汝窯行列中，很驕傲地對外宣布珍藏著的汝窯件數。這是典型的只求量不求質的混沌展示觀，會造成后人對千古奇珍汝官窯形象的誤認。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一些學究歷來津津樂道的“世界館藏汝窯67.5件說”的迂腐和不切實際。如果，按官民不分的籠統計算，那存世的數量會不計其數，后面加幾個零都毫不為過。特別是近些年大規模大面積的開發，出土的民汝窯器不勝枚舉。而真正稱得上汝官窯的確實不多，那絕對不是只要符合汝窯的幾大特點即可稱為汝官的。按此嚴格標準劃分，現存世界各大博物館中能稱得上官汝的數量僅剩三分之一也毫不為過。

千萬別將官汝和民汝雜陳

就拿幾家收藏汝窯較多的博物館為例，器身上大都免不了或多或少地存在瑕疵，文章開頭說到的那件汝窯器就是典型的民汝器，它引起大學生的嘲諷本不為過。即使那些被乾隆讓下人鐫刻過御題詩的汝窯器中，也存在頗多疵斑。嚴格意義上說，是當時選擇高古瓷的人定的標準欠寬，以致造成貽誤后人的結果。其實，被譽為五大名窯的“汝、官、哥、定、鈞”中均存在同時代民窯大量仿制的情況，作為博物館嚴格意義上應該在標識中說明官民窯的區別，否則，會誤導觀眾，使觀眾對歷史面貌產生曲解。有人說，博物館以普及教育為主，只要能說明器物的產生、發展和傳承過程，讓參觀者了解了人類文明的進程史，已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了。如果博物館的領導也以此就滿足了，那館藏以殘破舊為主確無可厚非。但如果該館想在行業內樹起標桿，那只求館藏數量或混淆官民之間的界限，就顯得很不專業了，而且還會造成我們的子孫后代誤解了祖先的智慧和能力，誤認為祖先的審美標準竟然那么地低？否則怎么會將明顯存在缺陷的東西當成國寶？我認為，民間藏家分不清官汝和民汝的區別不足為怪，偶爾收到民汝器欣喜若狅，奉為至寶，也可理解。但作為負有啟迪、教育責任的博物館就不應該了。民間藏家中有一定數量的宋代汝窯，其大多是民汝的東西，應該是屬于許之衡所說的，為“雜窯燒造”的器物，與官汝在質量上存在明顯的差別。

我認為，博物館有嚴格界定官民之間區分的責任，千萬別將官汝和民汝雜陳其間一并展覽，否則會造成觀眾對歷史真實面貌的誤判。文章開頭還原的情景絕不是偶然的個例，對此提出質疑的大有人在，作為起引導、教育作用的博物館、藝術館和美術館等機構都有責任理清官民窯之界限，讓后代正確認知華夏古陶藝術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