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名公立醫院的內科醫生到卓正醫療團隊的創建人之一，湯勃的路走得有點兒不平常。當一些同行還在糾結編制、待遇等問題時，他較早開始嘗試一種新的執業方式———通過互聯網提高就醫的便捷性。

“如果在互聯網醫療與公立醫院的轉軌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這個平衡是1＋1＞2的。”近日，在中國社科院學部主席團主辦的“互聯網醫療新紀元：價值探尋與生態重構”論壇上，國家衛生計生委法制司司長張春生有感而發。相對于傳統就醫模式，互聯網醫療不失為一場變革，然而這個新事物也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名醫生的出走

作為離開體制的創業者，湯勃是勇敢的，也是無奈的。

1995年，從西安軍醫大學畢業后，湯勃先后在原國家衛生部和公立醫院工作。“去公立醫院看病，最大的問題是一號難求。我的孩子生病了，第一反應就是去北京兒童醫院，托朋友，找關系，好不容易掛上號，醫生也就看了3分鐘。”

在公立醫院出門診的時候，湯勃的最高紀錄是一天看150個病人。“患者太多，甚至連喝水、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現在醫患矛盾的85%源于醫患溝通不良，醫生并非不愿意解釋，而是沒時間解釋。”

作為一名醫生，湯勃希望自身的醫療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大型公立三甲醫院學科種類齊全、病人多，有利于研究疑難雜癥。但在普通門診，70%～80%的病人都是得了常見病和多發病，疑難雜癥很少。因為無法和患者多交流，不斷地低水平重復勞動，醫療技術不一定能提高。”

至于待遇，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一方面來自高強度的工作，另一方面來自以藥養醫的模式，而醫生會因此遭遇職業風險等問題。

湯勃現在的公司，堅持規范診療，把醫生的底薪放在非常高的水平，占醫生所有收入的60%。從專業和收入兩個角度滿足了醫生的剛需。他說，“無論在線上還是線下，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從醫療本質出發——給患者看好病。”

分級診療體系沒有形成，以藥養醫模式依然存在，加劇了醫患矛盾，這是醫改的難點。“供求雙方的信息嚴重不對稱帶來了較高的管制需求，而政府部門在較高的管制需求和管制租金的雙重力量驅動下提供了高度管制，遏制了醫療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

在朱恒鵬看來，醫療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結構性改革的一個機遇，而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讓醫生自由執業。

不斷探索

隨著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的廣泛融合，以互聯網為載體的健康咨詢、健康管理、醫療信息自助服務、數字病理、遠程會診等形態多樣的互聯網醫療迅速發展。

作為在線醫藥服務和醫藥O2O的先行者，阿里健康副總裁馬立講述了自己在互聯網醫療行業不斷探索的境況。他說，目前，阿里健康正在打造完整的線上線下一體的醫藥健康服務網絡。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是為龐大的用戶群體提供完善的移動健康服務。“我個人認為，所有互聯網醫療的探索都要放到當前的醫療體系的大政策環境之下，監管部門要有開放的心態。”

“互聯網公司選擇自建醫療團隊還是選擇幫助醫療服務團隊？微醫集團選擇了后者。”微醫集團聯合創始人張曉春認為，當一個醫生像湯勃這樣走出體制開辦獨立診所之時，還有80%的醫生會選擇留在公立機構，其實后者也可以通過經驗傳承和服務下沉等協作實現互聯網化。

湯勃認為，不管是“互聯網+”還是“+互聯網”，拒絕變革一定會被淘汰。他所在的卓正醫療公司已經擁有一群牢固的“粉絲”，也建起了APP，包括線上預診和線下隨訪。“對于我們公司來說，互聯網會起到一個補充、完善和加速的作用。”

機遇與挑戰并存

作為醫療監管方，張春生在肯定互聯網醫療改進公立醫院自身的服務和管理的同時，也提出了幾個問題。如我國目前缺少基本醫療衛生法和互聯網醫療的標準等。

“什么是醫療機構，包括哪些類型，準入原則是什么，過程怎么管理，如何界定醫療違法行為？都要根據互聯網醫療的不斷發展，在準入、監管及糾錯機制方面，通過立法加以規定。”張春生認為，互聯網龍頭企業應牽頭研究一些相應的標準，可以上升到行業標準。

記者了解到，今年5月與6月，致公黨中央調研組在北京、山東和福建等地就互聯網醫療進行了專題調研。調研中發現，借助互聯網技術擴增、輸送、轉化優質醫療資源，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基層、偏遠和欠發達地區“看病難”、“看病貴”、“看病亂”等問題。但作為新興業態，其行業面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除了張春生所言，還存在各地的醫保、物價等政策對互聯網醫療支持不足等難題。

對于新興的互聯網醫療行業而言，機遇與挑戰并存。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政府部門應積極幫助互聯網醫療行業應對挑戰，在公共治理與監管上有所創新，做好整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為其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