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探索聯合司法救助

江西省政法委執法協調監督處處長王建華是此案司法救助的主要操盤者。

在她看來，這起案件具有很強特殊性。一是執行不到財產，需要資金量很大。二是家庭貧困，后續治療費用巨大，家人無法承受，已背負高額債務。三是這是一起人案分離的案件，涉及當事人是鷹潭人，案件發生地在南昌。

“如果按照一般性司法救助案件處理，當事人得到的救助只有幾萬元，不能解決當事人基本的治療費用。”

王建華在向江西省政法委領導上報后，決定對這起案件啟動聯合司法救助。

聯合司法救助，是江西省在全國范圍內首創的一種司法救助模式。這種司法救助模式只針對特殊、疑難案件。

王建華介紹，一般性案件的案發地和戶籍地是一個城市，救助只能由該市辦案部門上報政法委救助，救助金額相對較小。而跨區域聯合司法救助主要針對案發地和戶籍地是兩個城市，執行不到財產，家庭貧困，后續費用巨大，高額債務的特殊疑難案件及群死群傷案件。對這類案件，江西省政法委會在省公安廳、省法院、各地上報后統一核查研判，并主導司法救助。

“一般來說，省政法委會協調省辦案部門、案發地辦案部門、戶籍地政法部門聯合救助。”王建華拿彭慧案舉例說，該案案發地在南昌，一審法院南昌中院是辦案部門，江西省高院是二審，戶籍地是鷹潭市，所以最終該案由南昌中院、江西省高院、鷹潭市實行聯合救助。

對于群死群傷案件，王建華解釋，比如重要交通事故案件，造成多人死傷，在責任人財產執行難的情況下，也會啟動聯合救助。

江西省政法委執法協調監督處陽志良稱，2013年和2014年，江西省對特殊疑難案件的司法救助涉及困難當事人743人，實現了“救急”的良好社會效果。

■ 延伸

中央和地方下撥司法救助金呈增長趨勢，仍面臨資金不足難題

中央將建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銜接機制

雖然政府對于司法救助金的撥款在增加，但現實中還存在資金不足等問題。對此，中央政法委表示，將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建立國家司法救助與法律援助、訴訟費減免、社會救助等的銜接機制。

背景

救助對象主體擴容

2004年，我國在司法實踐中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2009年，中央多部門出臺《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見》，意味著救助工作升至制度層面。刑案被害人及其家屬是主要救助對象。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健全國家司法救助制度。

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財政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6部委聯合印發《關于建立完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見(試行)》。其將司法救助的對象主體擴大，除刑事案件被害人外，新增了受到打擊報復的舉報人、證人、鑒定人，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以及民事案件被侵權人等主體。

難題

救助資金尚有缺口

在北師大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宋英輝看來，司法救助群體絕大部分是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的弱勢群體，國家司法救助對象的擴容體現中央對該群體的關注，也是我國司法救助的進步。但目前救助資金不足仍是一大難題。

王建華對此深有體會。“每個司法救助案件，背后都是一起慘劇。”王建華所在的江西省雖經濟水平屬于欠發達省份，但每年省級財政投入的司法救助資金在全國處于中上游水平。即便如此，王建華也覺得司法救助“應救盡救”只是個理想狀態。

陽志良稱，目前刑事案件的司法救助主要是公安環節和法院環節。公安環節一般是長期不能偵破的案件，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進行救助。法院環節主要是法院判決后很難執行的案件。這些案件數量很大，只能選擇家庭貧困，債務負擔較大的案件。

對于救助金額，王建華舉例：2014年，江西省省級救助案件平均個案救助金額為4.14萬元，市縣兩級分別為2.62萬元和2.25萬元。這對于一些重大人身傷亡案件的當事人而言，其幫助作用很有限，根本上解決還要靠當地政府的幫扶救助，織就社會保障網。

建議

資金來源有待擴大

2014年、2015年，中央財政每年下撥7億元的國家司法救助資金，并以此撬動地方加大資金投入力度。2014年，各省市各級財政安排救助資金17.7億元，2015年數額為22.4億元，年增26.5%。

宋英輝認為，即便如此，對于龐大需要司法救助的群體來說，仍顯不足。雖然司法救助的原則是“救急不救貧”，屬于臨時性救助范疇，但需更多資金來源予以支撐。

宋英輝表示，目前司法救助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撥款，可考慮通過引入民間公益組織，通過社會募集等方式擴大資金來源。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敏遠認為，目前國家司法救助還存在著救助標準各地自由裁量，“同案不同助”，審批時間過長，信息公開不及時等問題，都需出臺文件予以細化標準和嚴格要求。

中央政法委方面表示，將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建立國家司法救助與法律援助、訴訟費減免、社會救助等的銜接機制，同時要求各地細化各類案件的救助標準，縮短救助審批和資金發放時間，探索建立開放、透明、便民的陽光救助機制，努力讓每一個符合條件的當事人享受及時、公正、公開救助。

新京報記者 邢世偉 江西、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