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羅湖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原副局長葉軍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賄被刑拘，檢方指控其收受賄賂64萬多元。該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時葉軍承認全部指控，葉軍的辯護律師出具葉軍單位出具的“求輕判”證明，希望法院從輕判決。（10月21日《南方都市報》）

　　又見求情公函，沒有任何意外，再次引起洶涌的群情激憤，有人認為這是公權力粗暴地干預司法，破壞司法公正，有人認為這是公權力多此一舉。祛除其中的情緒表達，仍需沉下心來，仔細打量一番，這“求情公函”到底能不能開呢？

　　我們固然可以理解當事人單位對當事人護短之心，關鍵的問題是，在法律范疇內是否合法、合理。事實上，根據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在刑法中明確了從輕、減輕處罰與法定、酌定量刑情節等相關規定。前者的法定是指在刑法中有明文規定，后者的酌定，則是指刑法未明文規定，根據立法精神與刑事政策，由人民法院從審判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在量刑時酌情考慮。換句話說，無論是法定還是酌定，只要當事人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無論是單位還是個人，都可以通過出具“說明書”向審判機關“求情”。

　　而對比從輕、減輕處罰的法定規定來看，葉軍是不符合此類條件的，而在關于酌定量刑情節的規定中，確實是可以找到這樣的條款——犯罪人的一貫表現。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出具證明，證明犯罪嫌疑人在此前有著突出的優秀表現，在量刑上是可以酌定考慮的。

　　于此而言，犯罪嫌疑人葉軍所在的環保局出具“求輕判”證明，主要內容客觀真實，能夠有不可辯駁的證據，那就是無可厚非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如果毫無情由地責難單位的“求情公函”，恐怕也是有違法律精神的。

　　那么，接下來的疑問是，為什么在法理上合法合理的“求情函”，會引致如此大的民意反彈呢？除了對公權力的刻板印象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對公權力出具“求情公函”褻瀆法律尊嚴的擔憂。

　　而這種擔憂并非毫無來由的，從此前曝光的“求情公函”來看，根據媒體的梳理，既有對法院動之以“情”，有的曉之以“理”，當然也不乏聲色俱厲、干脆插手案件處理者。無論是何種姿態，似乎很難看出以維護法律尊嚴，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良好初衷，倒是落于“護犢情深或是沆瀣一氣”的居心叵測。

　　為何會將“酌定”這本好經念歪？除了“權大于法”沉珂在興風作浪之外，與相關問責機制尚未明確，“求情公函”走樣變形成本低，也有著莫大的關系。

　　于此而言，對于“公函求情”，顯然是不能棒殺的，關鍵是在法治基礎上，規范“求情公函”的開具，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確問責機制，建立公平有序的司法機制。

　　據悉，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全會專門提出了“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就在同一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也專門印發了《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愿一場自上而下的法治糾偏，能夠驅逐求情函中的權力魑魅，讓其回歸到最本原的法治角色。（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