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遠帖》是東晉書法家王珣寫給友人的尺牘，也是此次北京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特展”的展品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石渠寶笈特展”開展一個多月，盡管需要在武英殿門口排5小時隊，仍然觀者如云。對于從事藝術行業的人來說，這樣的場景還是很值得欣慰的。這說明，在印刷出版發達、網絡數字媒體功能強大的今天，人們仍然愿意欣賞藝術品真跡。

　　真跡的強大魅力，來自于洋溢其中的生命力，能夠讓觀者思考藝術家的“表現性動作”。高建平曾經在《中國藝術的表現性動作》中有過這樣的定義：“表現性動作”是藝術家情感(尤其是激情)的自然流露，其中蘊含創作者對藝術的思考和表達。這類藝術品中存在著一個看不見的身體，隱含著舞蹈性的空間。正如朱良志在《南畫十六觀·云林幽絕處》中所強調的：當藝術家以筆墨、身體參與世界交流時，自然而然地就將一般的生活記述轉化為人與宇宙的對話，就傳達了藝術家對人生的存在狀態、存在價值和意義的思考、追問以及回答。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當我們站在故宮武英殿、延禧宮展廳里觀看這些古代書畫真跡時，能夠感受到書畫家的情感乃至身體運動狀態，能從中讀出他們對生命的省思，分享其中的人生智慧;徜徉在他們創造的情意世界里，我們能體驗到一種獨特的人文價值追求，并在體驗中涌起關于生命的沉思和美的意識。

　　毋庸諱言，人們對于藝術品的認知，決定了他們對于藝術品的熱情。《清明上河圖》被大眾圍觀，是因為借助藝術教育和普及，它已經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史上最負盛名的作品，這也是藝術品欣賞的正常規律。對這一部分觀眾來說，這是一種以圖像為主、文字為輔的觀看。這些圖像和文字就像一扇開啟的門，讓他們初步領略了古代書畫藝術的魅力并沉醉其中。

　　而那些專業的書畫愛好者、學習者和研究者，則可以在一個相對安靜的氛圍中近距離觀看《伯遠帖》、《游春圖》等作品的全貌。對他們來說，書畫真跡的墨色濃淡、運筆轉折、裝裱材料等都需要仔細觀察;需要捕捉和重構藝術家的藝術創作心理和創作意圖，或嘗試解釋古代書畫作品可能存在的問題情境及藝術家的解決方案。面對這些書畫真跡，他們更愿意進行藝術、學術和人生的思考。

　　不過，話說回來，“石渠寶笈特展”是以《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為主軸的第一次展覽。它以時間為經，傳世書畫經典中之經典作品為緯，以武英殿和延禧宮展廳為載體，為我們展示了古代書畫傳播和接受的歷史，提供了一場豐富和深刻的文化盛宴，而《清明上河圖》只是其中的一道菜。但是很多觀眾看完《清明上河圖》后，對比它更珍貴的如《伯遠帖》、《游春圖》等作品走馬觀花，甚至忽略了武英殿東西配殿、延禧宮內其他同樣難得一見的書畫珍品，有些可惜。這樣的觀看不完整、不深入，沒有看出“石渠寶笈特展”的門道。

　　那么，怎樣才能看出“石渠寶笈特展”門道，讓自己收獲更多?

　　我們最好能提前花點時間查閱展品的相關資料(理論知識);觀看時采用比較法(與其他的書畫家比較異同)，多問幾個為什么;看不太懂的時候聽一聽別人的討論，或許能對自己深入理解作品有所啟發。

　　如果具備與展品相關的藝術史知識，可以使我們從圖像中看到更多、更有趣的內容。例如，隋代畫家展子虔《游春圖》描繪了江南桃李盛開時節達官貴人外出春游的場景。作為中國早期山水畫代表之一，它主要以鐵線描勾勒山石、樹木等，然后敷以青綠或金色。根據這些相關的書畫史知識，你可以從觀看《游春圖》中獲得很多樂趣：你可以找出3種開花的樹、4種不同的樹葉，由此推知畫家表現了初春時節的景致。寬闊的河面上有一條裝飾華麗的大船正駛向對岸。船中坐著一位紅衣人物，是男性還是女性?沒有定論。岸邊有一位白衣男子似乎在迎接。圖中有人策馬揚鞭行走在河邊，裝束華麗。畫面左上角山坳里有一間低矮的茅屋，遠處則有高大的寺院建筑。鐵線描勾勒的水紋、山石、樹木，古樸典雅。明代書畫家董其昌歸納說，皴法可以區分山水畫的南北宗派，但唐代山水畫不用皴。這幅作品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又如，在宋代林逋《行書自書詩卷》前，如果想著他的“梅妻鶴子”行為和“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詩句，我們對林逋本人會有怎樣的印象?如果“字如其人”的話，那么字如其人的“什么”?如他的清高、倔強、樸拙!卷后有蘇軾對林逋書法的評價：“書似西臺差少肉。”意思是，書法似李建中，筆力瘦硬、剛拙。如果把林逋《行書自書詩卷》和明代吳寬《行書記園中草木詩卷》或唐寅《行書自書詞曲卷》相比，你立即會覺得林逋的字更耐看、更有力度，用筆變化更豐富。

　　看畫時多問幾個為什么，也很有意思。《伯遠帖》是王珣寫給友人的尺牘。當時江南有“尺牘書疏，千里面目”的諺語，即遠道而來的書信中，存有故人的情感、思想等。果真如此的話，它流露了王珣怎么樣的情感、思想?為什么《伯遠帖》遠看厚重古雅，近看瀟灑靈動?與他的用筆力度、筆法有關?與他對字的理解有關?或者兼而有之?它是用什么樣的毛筆書寫的?書寫過程中有哪些習慣動作?為什么每行首字如“珣”、“期”、“志”、“不”、“古”比行末的“情”、“患”、“意”、“疇”、“臨”大一些?它可以成為王珣像西晉青瓷對坐書寫俑那樣，左手拿著紙、右手執筆懸腕書寫《伯遠帖》的證據?作品中的“志在悠游”體現了“魏晉風度”?可以問很多。正是在提問與回答、肯定與否定的欣賞過程中，我們與書畫家一起歡笑、憂愁、思考，有時還伴隨著猜測、揣摩和擊節贊嘆。

　　在不太了解的書畫作品前，我們可以試著傾聽別人的討論，有時也能得到啟發。經常有很高學術造詣的研究者或很有成就的藝術家被一群學生圍著，邊看邊講解。有一次，在王蒙《夏日山居圖》前有人說，看畫要從不同的角度看。當我蹲下仰望《夏日山居圖》，因視線下移，圖中的山峰立即變得更高大，樹林更深邃，而且整幅圖的感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又如當我們近距離觀看宋代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會覺得畫家的暈染水平真高、真好，而當你從遠處回望它時，畫面中洋溢的那種雪后的冷寂、空靈感撲面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