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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上完課要休整一天

　　趙璕一再表示，四書學堂是一個“共同求道”、志趣相投的群體，代表了“我們時代的志氣”。來參與課堂的學員，他們不滿足既有的學識積累，所追求的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完善。“他們有一種很高的心氣。希望通過反求諸己的方式，向自己的內在提出更高要求。可能在這一點上，我才和他們相遇了。”

　　學員們對學堂的期望以及趙璕對自身一直以來的高要求，無形中給了他很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一方面是體力上的。每周六下午的課程一般不會少于五六個小時，有時甚至會延續到晚上，而其中大部分時間是他自己在講述。盡管私下和學員都非常熟悉，但只要正式開始上課，他們之間就沒有了閑聊，這對于他的體力是一個考驗。

　　另一方面的壓力是精神上的。對趙璕來說，這是“敢質于天下、質于古往今來的先圣先賢”的壓力。在講《大學》時，趙璕非常感慨，如果沒有晚明大儒劉宗周，那么他也就講不出“慎獨”，“劉宗周在北京城里做過多年的御史，說不定他就在北京上空的哪個地方看著你，你如何敢隨隨便便講這些東西？”實際上，宋明以來，四書一直是最重要的儒家經典，高明的講習者成千過萬，一個有內在要求的人永遠不敢放松。

　　因此，在體力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下，每周六上完課，趙璕第二天都要休息一天，“什么事情也不做。”

　　趙璕對學堂內容的精心準備，一方面給學員帶來豐富收獲，另一方面學員要想完全領會老師的講課內容，不僅要在課堂上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更要在課堂外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兩位美國的漢學家雖然學習了很多年的漢語，漢語水平非常高，但每次在四書學堂的課上，兩位漢學家聽起來還是非常吃力，他們后來告訴趙璕，要參加這個課堂，他們還沒有準備好。

　　還有一些不是從事專業研究的上班族學員，一則沒有相應的學術基礎，再加上平時沒有時間看書，參加四書學堂就會顯得比較困難，但有人依然堅持了下來，對他們來說，工作之余能聽到老師精心準備的課，“過程很痛苦，但身心很愉悅。”

　　由此，趙璕也收獲到一些欣慰：“一個時代里最深層的東西開始在變了。人們內在的要求開始出現了，他們不再是被動地去接受，去等待別人賜予他什么東西，而是通過自我參與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