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東二環附近一間不大的公寓內，葉廷芳一邊研究著新拆封的助聽器，一邊笑言“一見電子產品就畏懼”。

　　雖已年近耄耋，雙耳聽力明顯下降，又有糖尿病的困擾，但葉廷芳從未停下工作的腳步。他剛出差回京，在家中接受采訪，仍身著整潔的條紋襯衫與筆挺的西褲，使人感受到一種知識分子的自持。

　　陽光投射在鋪滿整面墻壁的白色書架上，照亮葉廷芳大半生的積累與成果：文物、建筑、哲學、美學……而這一切的發端，都要追溯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葉廷芳與以卡夫卡、迪倫馬特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德語文學的結緣。

20世紀60年代的葉廷芳

　　結 緣

　　1978年，葉廷芳在國內率先翻譯了迪倫馬特的戲劇代表作之一《物理學家》。

　　葉廷芳與德語文學的結緣，由來已久。

　　1961年，剛從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德語專業畢業的葉廷芳留任助教，三年后，又隨恩師馮至從北大調任社科院外文所。

　　在外文所，葉廷芳第一次從內部發行刊物上讀到了在當時被視為“毒草”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這中間就包括卡夫卡和迪倫馬特。

　　“我看了這些‘頹廢派’作品，覺得它們并不頹廢啊，里頭甚至還有些很健康的東西。”對當時主流定性的懷疑，促使葉廷芳萌發了翻譯、研究現代派作品的念頭。

　　“文革”結束恢復工作以后，愛好詩歌的葉廷芳曾一度將德國詩人海涅作為研究重點，擬定了一份詳細的提綱，請時任外文所所長的馮至給予指點。

　　馮至瀏覽提綱后，向葉廷芳傳達了一個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時任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希望研究人員能研究一些新鮮的、沒有研究過的問題，不要總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

　　火花在葉廷芳的頭腦中瞬間點燃：“卡夫卡、迪倫馬特對于大家來說不是比較生疏嗎？大家對他們的作品甚至還有誤解。”他思忖再三，決定放棄從少年時代就鐘情的詩歌領域，轉而關注小說與戲劇。

　　1978年，葉廷芳在國內率先翻譯了迪倫馬特的戲劇代表作之一《物理學家》，很快被上海的《外國文藝》發表,并迅速被上海戲劇學院采用，交給表演系畢業班排練、演出，引發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應。

　　而作為曾經的內部發行材料，卡夫卡的《變形記》已有了一個現成的李文俊譯本，還需配介紹。葉廷芳花費兩個月時間，洋洋灑灑揮就一萬多字，將介紹與小說一起，發表在1979年的《世界文學》第一期上。

　　那時的《世界文學》剛剛復刊不久，發行量多達三十萬份。葉廷芳的介紹立足于對卡夫卡的肯定，使許多人意識到過去飽受批判的現代派并非一無是處，因而引發了強烈的反響。

　　但是，剛從“文革”中走出的社會“病去如抽絲”，許多亟待轉變的觀念尚需時日才能回到正軌。主管文藝工作的領導強調對現代派的研究要著重于藝術借鑒，對思想方面要慎重。

　　為此，葉廷芳又從美學角度出發，在《文藝研究》上發表了《西方現代藝術的探險者——論卡夫卡的藝術特征》一文，再次收獲好評。他說：“這篇文章至少讓人感覺到卡夫卡是一位嚴肅的作家，所以并沒有像我估計的那樣至少會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評。”

　　經此一試，葉廷芳“膽子就大起來了”，開始將卡夫卡的作品向思想層面、存在主義哲學層面聯系，并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不斷致力于德語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工作，后來還接任了馮至先生首創的德語文學研究會會長一職。

葉廷芳與保羅·安德魯在一起

　　共 振

　　葉廷芳認為自己與卡夫卡的關系不僅僅局限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層面，而是更深層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體驗的一種“共振”。

　　悖謬、異化、陌生感、荒誕感、恐懼感、負罪感、重新審察世界、為藝術獻身……作為國內卡夫卡研究的先行者，談及他，葉廷芳總是娓娓道來。

　　葉廷芳認為，卡夫卡藝術上的深刻不僅在于敏感地覺察到了20世紀之后世界文學與哲學的潮流和走向，更在于懷揣著自身的負疚意識，寫出了人性當中的多重可能。而后者，正是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所缺乏的。

　　以文為媒，葉廷芳跨越時間與空間，不斷嘗試去接近和理解卡夫卡，而對卡夫卡的研究，也為葉廷芳認識和解釋世界提供了思想上的導引。

　　“比如說《城堡》里面，主人公在村子里居住，需要居住證，就想辦法通過各種關系去獲得。很簡單的一件事，就這樣寫了二三十萬字，全是生活的‘粘茲’感覺，這也正是后來薩特的感覺。”葉廷芳說，他認為卡夫卡通過放大人的荒誕處境，展現出文明的悖論：人類本來應該越走越進步，但有時文明的發展卻給人類帶來危機，比如說科學發明本該造福人類，但核武器卻可能被用來毀滅人類。

　　除此之外，葉廷芳也認為自己與卡夫卡的關系不僅僅局限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層面，而是更深層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體驗的一種“共振”。

　　“比如說《變形記》里，格里高爾本來是家里得力的生活來源提供者，后來他病了——‘變形’是病的一種喻意表達——不能再給家里提供生活來源了，家人對他的態度也慢慢變了。中國有句俗話叫‘久病無孝子’，一個人病久了，對家里沒有好處了，家人與他的關系也就慢慢淡漠了。”

　　《變形記》里的情節時常讓他感懷于年少時自己在家中的處境。1936年，葉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州農村的一個中農家庭。由于母親早逝，因患肺結核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的父親，一直將希望寄托在三個兒子身上，盼著他們快點長大成為勞動力，挑起家庭的擔子。

　　不幸的是，老二葉廷芳十歲那年的一次貪玩，斷送了一條左臂。

　　致殘后，父親對葉廷芳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有不高興的事情就拿他來出氣。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見父親的表現，也慢慢改變了對待他的態度。“我在家里落到了最底層，誰都可以隨便來罵我、歧視我。”葉廷芳說。

　　像卡夫卡一樣，葉廷芳越來越害怕父親，畏父情結加上社會歧視，造成了他一度的自卑心理，同時又孕育著他的某種叛逆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