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資料表明，銀錠湖低嶺頭、開刀山一帶的南宋時期瓷業遺存中，存在著二種制品類型。一種制品與越窯晚期風格相近，但就總體面貌而言具有一 定的差異性：另一種產品與北方汝官窯制品頗為接近，稱之“官窯型”制品。有學者把這二種制品類型共存的瓷業遺存，命名為“低嶺頭類型”。低嶺頭類型遺存的 內涵特征，即“后越窯”的內涵所在。

　　“秘色瓷”為上林湖窯場所創制。對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須界定其涵義。“秘色”之詞，最早見于唐陸龜蒙的《秘色越器》詩，五代時，徐夤又作 《貢余秘色茶盞》詩，自宋代以來，“秘色”之名在文獻中屢見不鮮，如趙令畤《侯鯖錄》、曾慥的《高齋漫錄》、周煇的《清波雜志》、葉寘的《坦齋筆衡》、顧 文薦的《負暄雜錄》、趙彥衛的《云麓漫鈔》以及清人藍浦的《景德鎮陶錄》等文獻中都有記載。

　　從上述文獻記載可以歸納以下幾種觀點：

　　（1）認為秘色瓷始于吳越錢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為“神秘”之秘。

　　（2）認為“秘色”專指青色，故有從唐代一直延續到明代始絕的說法。

　　（3）把“秘色瓷”作為越窯一個時期的代稱，故有“縹瓷——秘色——粉青”三大歷史階段劃分之說。

　　今人更是對“秘色瓷”的含義界說不一，紛紛發表文章，進行闡述。有人認為“秘色”是一種“香草色”，有人認為“秘色”即“稀見之色”，也有 說秘色實為“碧色”。筆者認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屬于哪種色調，法門寺塔地宮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為我們提供了標準器。從地宮出土秘色瓷器的釉 色來看，以青綠色居多，也有青黃色。各地唐至北宋時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了秘色瓷面貌。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與上林湖地區窯址堆積中精 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見，秘色瓷是越窯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門寺地宮物帳對應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窯口的確認，證明上林湖窯場燒 造秘色瓷時間不晚于874年。考古調查資料表明，上林湖窯場涂釉密封的瓷質匣缽系一次性窯具，它的出現說明了當時瓷業為燒造高品質、高檔次的產品不惜工 本。然而如果沒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窯是難以做到的。這類瓷質匣缽出現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窯場燒造秘色瓷的時間應可推前到9世紀中葉。《宋會要輯 稿·食貨》云：“熙寧元年十二月戶部尚書上諸道貢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說明直到1068年時上林湖窯場還在燒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區燒造秘色瓷 達二個世紀之久，在中國陶瓷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1977年上林湖吳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啟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歲在乙巳三月五日，終于明州慈溪縣上林鄉……。光啟三年歲在丁未二月五日，殯于當保貢窯之北山。”說明晚唐時，上林湖確有“貢窯”存在，同時，設立“貢窯”的時間不會晚于887年。

　　根據考古調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貢窯”應是后施岙窯址。從其遺存的情況看，與其他窯址一樣，存在著精粗兩類制品，說明“貢窯”不但燒造“秘 色瓷”，而且亦同時燒造民用瓷。從志文中可知“貢窯”在當時是一個有別于其他窯場的專門稱謂，否則就失去了以“貢窯”作為墓葬方位標志物的意義。這很可能 與晚唐時期“奉詔監燒”的貢瓷制度有關。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銀錠湖等諸多地點類似后施岙窯址的發現，表明“貢窯”無疑是燒造秘色瓷的窯場，但是秘色瓷非 限于“貢窯”所燒，以至“貢窯”也不完全燒制單一的秘色瓷品種。秘色瓷生產主要靠越窯這個群體來共同完成，也就是說“貢窯”燒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 “貢窯”所燒。

　　越窯青瓷從北宋晚期衰落，終于在南宋時期停燒，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各自的觀點，進行粗辟的論述。我們認為越窯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幾下幾個方面：

　　（1）吳越歸宋后，由原來的特貢轉變成土貢，無需大量進貢秘色瓷，貢瓷的數量銳減。宮廷用瓷舍遠取近，汝窯、定窯、鈞窯產品大量進入宮廷，取代了越窯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窯的瓷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

　　（2）北方青瓷在燒造工藝技術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別是對傳統高鈣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創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溫粘度的石灰堿釉，把中國青瓷的發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現了青瓷生產的另一個高峰，占領了越窯的原有市場。

　　（3）越窯的衰落與本地區農業生產的高度繁榮，燃料匱乏密切相關。

　　（4）考豐調查資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區瓷窯址數量急劇減少，僅有10余處窯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潔，特別是圈足不規整，足底往往 留下了“雞心”形狀；胎泥的淘洗和練泥不如前期嚴格，胎質不如前期細密，氣孔明顯增多，多數釉色呈灰暗，無光澤感；器表裝飾只見寥寥刻劃數筆，趨于草率； 多數制品為明火疊燒，大量倒塌，變形粘釉，廢品率高。制瓷工藝衰退，產品質量普遍低劣，失去了與其他名窯競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