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彭州一老人騎自行車過馬路時，在一路口不慎摔倒。而后一名騎著自行車路過的學生停車，熱心地問候傷情。不過，老人卻堅稱是該名騎車學生將其撞倒，并拉住這名學生不讓其走。警方經過調取監控查明，老人系自己摔倒，學生在整個過程中并未與其碰撞。

　　這起被網友稱之為四川彭州版的“彭宇案”，在監控錄像的幫助下，學生證明了自己的清白。警方最后以對老人進行教育而收場。不過，在網絡上，人們對老人隨意訛人，而不用承擔違法后果而頗有不滿。

　　無獨有偶，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在7月24日聽取了北京市政府關于《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的說明。《草案》第三十八條規定，個人在醫療急救人員到達前對急、危、重患者實施緊急現場救護的行為受法律保護。患者及其家屬不得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的人惡意索賠，因惡意索賠侵害幫助人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據了解，這是我國針對“好心救助反遭誣陷”現象所出現的第一次立法回應。不少人為北京市的這一地方性立法點贊。不可否認，當“好心救助反遭誣陷”成為一種嚴峻的社會問題時，法律應當思考他的介入和應處方式。但是北京市的這次嘗試從技術層面講，還面臨非常大的障礙和困難。

　　首當其沖的是，侵權賠償責任屬于基本的民事制度，根據《立法法》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就相關內容進行立法。北京市雖然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但無權就“好心救助反遭誣陷”事例中的法律責任進行規定。也因此，《草案》中的“受法律保護”、“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等措辭并沒有具體的內容，比如受什么樣的保護、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等。由于此處的“法律”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因此《草案》的該條內容更多的是一種立場的宣示。此外，區分是正當維權還是惡意誣告，必須依賴證據來還原當時的場景。一旦進入法律程序，證據問題就變成了舉證責任的問題。由于舉證責任在民事、行政、刑事等不同的法律關系中有不同的規定，因此解決“好心救助反遭誣陷”這一問題急需要全國層面的統一立法或者修法。

　　當道德呼吁不足以解決問題時，法律的介入就不可避免。由于民事領域奉行“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因此在沒有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好心救助需要做好必要的證據保存。但這無異于對行善之人的羞辱，也加重了行善的負擔，抑制了行善的動因。法律為了懲惡揚善、弘揚正氣，有必要轉換思路，對惡意誣告的人進行行政處罰。比如可以規定：一旦查實系惡意誣告和惡意索賠的，公安機關可以視情節對其進行警告、罰款甚至行政拘留。這樣一來，惡意誣告和惡意索賠的調查取證義務將轉嫁給公安機關，不僅可以對救助之人起到保護作用，而且加重惡意誣告的違法成本，促其衡量其中的法律風險。法律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難，只需要修改《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的相關條款就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