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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華：小記童慶炳老師

　　記得畢業后有一次去看望童慶炳老師，坐在北師大他的家里，當時師母健在，高高興興地沏茶端水果，師母總是高高興興的樣子，童老師總是微笑的樣子，師母說話聲音高低起伏，童老師說話聲音從來是平靜的。那一次童老師講起環境對人的影響。童老師說他上大學時是一個嚴謹的學生，他的一個關系很好的同學有些自由散漫，童老師看不慣，經常批評這個同學。大學畢業后，童老師留校任教，這個同學參軍。很多年以后，童老師成為名教授，這個同學當上了軍長，兩人再聚時，這個同學變得很嚴謹，他看不慣童老師了，批評童老師自由散漫。童老師微笑著說了這個故事，不加任何評語。這就是童老師的風格，教書做學問時童老師字斟句酌，邏輯嚴密，觀點清晰；生活中的童老師從不指指點點，只是平靜地說出一件一件事情。

　　童老師治學五十五年，他的想法和觀點是在不斷變化之中，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就是寬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見。1990年的時候，童老師讀到我的第一篇論文學的文章《虛偽的作品》，他在課堂上毫不吝嗇地贊揚了這篇文章，雖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話，但是不妨礙他對這篇文章的喜愛。童老師對待學生像父親一樣，前年我去看望他時，他提到一個還在監獄里的學生，他說起曾經對這個學生說，你沒有工作，我的收入雖然不多，但是養活你沒有問題。結果這個學生非常生氣地說，童老師你是在侮辱我，我寫文章在香港、臺灣發表掙來的錢比你多。我在1993年辭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以后，童老師為我操心，當時程正民老師是北師大中文系主任，童老師和程老師做了學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調入北師大中文系教書，后來是我自知教書不行，主動知難而退，辜負了童老師和程老師的美意。

　　作為童老師的學生，我深受其益，要說的話太多，兩段小記在此表達我對童老師的感激之情。

　　2013年9月25日（原載《南方文壇》）

　　童慶炳：以后會是學者型作家的天下

　　2014年11月底，繼“師兄”余華、莫言之后，嚴歌苓也從導師童慶炳手上接過聘書，正式受聘北師大。為此，去年年底，《齊魯晚報》記者張榕博采訪了這位被稱為中國文壇“教父”的童慶炳教授。

　　1988年，北京師范大學試辦在職人員“文藝學·文學創作”委托研究生班，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嚴歌苓、畢淑敏等近40名青年作家被錄取。童慶炳教授正是這個班的導師。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文壇“教父”。

　　如今，創意寫作專業在國內高校遍地開花，作家是通過培養還是出自天才再次引發熱議。曾手把手教過當代眾多作家的童慶炳究竟如何看待這個古老的命題呢？

　　嚴歌苓那時經常逃課

　　齊魯晚報：您當年的弟子如今回校任教，由名作家繼續培養作家。這讓人不由想起1988年時，他們共同報名參加的那個文學研究生班。您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童慶炳：這個班級是魯迅文學院與北師大研究生院聯合創辦的。我當時是北師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長。那時我們跟教育部說得很清楚：這些作家雖然有才華，但是文化程度限定了他們的文化視野，所以需要系統的課程教育，看看人家外國人是怎么寫作的，我們的前輩是怎么寫作的。

　　齊魯晚報：當初是否設置了很嚴格的招生門檻？

　　童慶炳：只要是小學畢業，發表過一篇作品的，我們都要。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入學門檻很低，但是出去的門檻很高。

　　在當時報名的人中，有一些是很有才華的。其中兩個是已經很出名的作家，劉震云和莫言。后來陸續出名的還有余華、畢淑敏、遲子建。嚴歌苓那時年齡比較小，沒有多少印象，她還經常逃課呢，在北京利用學生的身份，忙自己的事情。還有一位遼寧的作家，沒有讀完就走了。

　　齊魯晚報：在這些學員中,您對誰印象最深?

　　童慶炳：我當時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劉震云和莫言，而是畢淑敏。她當時只有一部作品，《昆侖殤》，是一部中篇小說，但我們覺得蠻不錯的。余華也是高中畢業，發表過一部作品，當時并不出名。遲子建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較高了，是一個中等師范學校畢業的小學教師。

　　齊魯晚報：當時您覺得他們將來能出名嗎?

　　童慶炳：我覺得這還是一屆幼芽，我希望將來有那么十個八個人長成參天大樹，成為中國文壇的頂梁柱。現在來看,這個作家班沒有白辦。

　　他們知道作品好卻不知道哪里好

　　齊魯晚報：在這個研究生班中，您親自教授了一門從來沒有教過的課程，叫《創作美學》。這給您的弟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畢淑敏。

　　童慶炳：畢淑敏是一個好學生，一堂課也不落。她是從部隊轉業的，基本不了解文學是什么，急于想知道。當時她住在軍事博物館那邊，每天早晨六點鐘起床，穿過整個西城、東城，來到朝陽區、接近通縣的地方來聽我的課。莫言對這門課的印象也很深。《創作美學》出版時，他作的序名字叫《輕輕地說》，就是引用那門課里我講述的俄國作家普寧寫的一個故事的名字。

　　齊魯晚報：如今他們回憶起來，說當時簡直是處于知識“貧血”的狀態。您有這種感受嗎?

　　童慶炳：有啊。我會給他們每人的作品進行點評。當時,他們往往知道作品好還是不好，卻不知道哪里好。我就給他們講哪里好，哪里可以更好。比如，莫言的《紅高粱》里寫道，一泡尿撒到紅高粱上面去，酒就釀出來了，變成二十八里香了。我就問他，你怎么解釋這樣的描寫細節？莫言說，童老師，這是真的，尿撒在高粱上是會發酵的。

　　齊魯晚報：今天再讀這些語句，仍然覺得很有鄉土氣息，非常有意思。

　　童慶炳：當時我說不完全是這樣。這樣傳達細節，是中國人文化中的一種習性。就像魯迅小說里的人物華老栓那樣，他認為人血饅頭可以治病。這寫的不是迷信，而是一種文化習俗。作家需要對一種消極的文化習俗進行藝術的描寫。相反，你說這是寫實的，人家拿去試驗一下，沒成功，就會說，你這個作家是一個騙子。因此不應該那樣解釋。

　　齊魯晚報：那他們聽《創作美學》，能聽下去嗎?

　　童慶炳：《創作美學》一共十六講，一個學期上完。在上這門課之前，我準備得很充足，因為我與他們一樣，會用我的創作體會來給他們講解理論。

　　搞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

　　齊魯晚報：現在北師大也在開設作家班，請莫言、嚴歌苓來帶學生。有人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作家能通過上課的方式培養出來嗎？

　　童慶炳：這是不行的。搞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要非常熟悉、了解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一個故事要在他的心里生長幾年、十幾年，最終才能寫出來。比如莫言，故鄉給他留下非常難忘的印象，因為他的童年經驗是難忘的，也是他文學創作不竭的源泉。甚至，在報紙上刊登一個外地的事情，他也可以用來寫小說，但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跟高密聯系起來。

　　齊魯晚報：嚴歌苓女士沒有親歷過南京大屠殺，如何寫出《金陵十三釵》這樣的作品?

　　童慶炳：她本來在四川當了八年的兵，全部的青春都在那里度過。她后來怎么什么都能寫了呢？這是因為美國衣阿華大學創作班給予她訓練。寫《金陵十三釵》這個故事，嚴歌苓要做兩樣工作，第一個是案頭工作，搜集和研讀所有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第二項工作是采訪，用三個月甚至半年時間，在南京尋找當地的老人或者見證人。采訪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最后再加上想象力，作家獲得了她缺少的生活。

　　齊魯晚報：這就是學習對一名作家的作用？

　　童慶炳：是啊，一個人的生活畢竟有限，很多事情他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采訪可以獲得更多人的生活，而學習可以賦予他們學者的眼光，讀到的東西會更富有深意。

　　以后會是學者型作家的天下

　　齊魯晚報：王蒙有一個觀點，他說中國作家需要學者化。

　　童慶炳：我非常同意王蒙的說法，作家要有知識，有文化，甚至還要懂外語。這一點，王蒙做到了。他不但是作家，還對《紅樓夢》、李商隱、老莊有研究，也有成果。

　　莫言呢，他在獲獎之后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說：“我真后悔，可以說是后悔極了。我那時很年輕，還不能理解老師們的話，沒聽從老師們的勸告，應該好好地學理論，好好地學外語。”

　　齊魯晚報：他為什么會有這種體會?

　　童慶炳：現在，他不斷與各國文學家交流。有一次，我們請一位敘利亞裔的法國詩人講課，討論文學和人性的問題、文學的階級性問題。這個問題對于專業教師不算難，但是莫言卻沒法與那位文學家比肩。對方是法國某大學的教授，多年前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今年又獲得了提名。莫言與他對話，不占上風，有些文藝復興的理論，他都忘了。

　　齊魯晚報：我聽說，那個會上，您一直在幫莫言解說?

　　童慶炳：那個會議上，我一直在幫莫言插話，我說莫言的意思是這樣的，盡量形成理論的觀點，至少是一種說法。因為莫言現在是一個國際級作家了，如果說不出所以然，只能說對對對，也是不行的。

　　齊魯晚報：有人評價說，中國的一些作家能夠躋身世界文壇是偶然的，是單兵作戰。

　　童慶炳：對，是這么回事。

　　齊魯晚報：說回那個80年代的創作班，如今還會給您什么啟發嗎?

　　童慶炳：我們的作家應該向著王蒙當初提出的作家學者化方向前進。作家當中，大學畢業的人會越來越多。他們有理論基礎、文化和知識的基礎，他們對生活的理解會更加透徹。以后是這一撥人的天下，不再是初中生、農民作家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