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筆畫《嵩陽漢柏圖》 （資料圖片）

徐悲鴻1941年的蔣碧薇肖像作品（資料圖片）。

　　編者按：  

　　2011年，5名國內文博界知名專家因為幾十萬的鑒定費，為一件隔著玻璃鑒定的玉衣，聯名簽署一份價值24億人民幣的證書，犯罪分子以此為依據，騙取10億銀行貸款，造成銀行近6億元的損失。

　　2012年，鄭州朱氏兄弟家傳的乾隆御筆《嵩陽漢柏圖》，被某檔鑒寶節目的鑒定專家鑒定成贗品，先是撮合以17萬元價格賣出，之后又以8736萬元天價拍賣。兄弟倆把這位鑒定專家告上法庭。

　　2015年初，一位藝術品投資者花6萬元買古玩瓷盤，經把玩后竟然發現底部寫著微波爐適用。

　　在藝術品市場急速發展的當下，假貨贗品的泛濫，已經成為阻礙藝術品市場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

　　日前，“構建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此次座談會起源于中國檢驗檢疫學會會長魏傳忠等8位政協委員在今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聯名提交了《構建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促進藝術品市場健康有序發展》提案，建議“構建一個以科技鑒定為基礎，以經驗鑒定為借鑒，以標準計量為依據，以認證認可為手段，以檢驗檢測為依托，以信息化為平臺，并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

　　在座談會上，質檢總局副局長張沁榮表示中國檢驗檢疫學會要充分發揮牽頭協調和橋梁紐帶作用，做好“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系統”的推廣應用。同時，中國檢驗檢疫學會在會上與廣東南方文交所、雅昌文化集團、北京798藝術區、成都文交所等30家機構簽署合作協議，成為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的首批合作單位。

　　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對于目前藝術品市場上出現的一些亂象將有怎樣的整治效果，在推廣過程中將面臨哪些困難，還存在哪些不足？抱著這些疑問，記者專門采訪了廣東省收藏家協會副主席、廣州文聯詩書畫院常務副院長何文發，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孫戈和文心畫坊董事長張治中。

　　構建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的迫切性

　　魏傳忠曾透露過提交《構建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促進藝術品市場健康有序發展》提案的原因，“兩會期間我收到微信，說一位藝術品投資者花6萬元買古玩瓷盤，經把玩后竟然發現底部寫著微波爐適用。這只是一個盛世收藏亂象的小例子，當下的藝術品收藏鑒證市場亂象叢生，我們8位委員非常憂心這種狀況，就聯名提交了《構建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促進藝術品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提案，就是希望溯本清源，還藝術市場清風。”

　　可見在藝術品市場急速發展的當下，假貨贗品的泛濫，已經成為阻礙藝術品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與之相伴的，是藝術品鑒定市場也十分混亂，不僅無法達到分辨藝術品真偽，清除假貨的目的，反而在各種原因的掩蓋下，鑒定方給出含糊不清或相反的鑒定結果，助長了假貨在市場的通行。

　　2011年所發生的“金縷玉衣”丑聞事件便是如此。5名國內文博界知名專家因為幾十萬的鑒定費，為一件隔著玻璃鑒定的玉衣，聯名簽署一份價值24億人民幣的證書。犯罪分子以此為依據，騙取10億銀行貸款，造成銀行近6億元的損失。2012年《嵩陽漢柏圖》的官司案，也是此類事件的另一注腳。當時鄭州朱氏兄弟家傳的乾隆御筆《嵩陽漢柏圖》，被某檔鑒寶節目的鑒定專家鑒定成贗品，先是撮合以17萬元價格賣出，之后又以8736萬元天價拍賣。兄弟倆把這位鑒定專家告上法庭。兄弟倆的遭遇，再次揭開了文物藝術品鑒定亂象叢生之冰山一角。

　　如何解決假貨橫行及鑒定真偽問題，已是十分迫切。以往這些問題都是丟給市場解決，但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巨大利益的沖擊，市場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也無法健康發展。如今從國家層面，制定藝術品質量溯源體系，對于藏家、藝術家還有藝術品市場的從業者而言，不失為一個好消息。

　　廣東省收藏家協會副主席何文發說：“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的出現，會解決很多真偽問題引起的爭議，也會幫助很多對藝術品有興趣的藏家入市。以前有很多藏家雖然有興趣，但是很怕買到假貨。特別自己不懂鑒定，而有些鑒定專家受到利益驅使，作出違心判斷的案例也不少。做為藏家而言，我們十分歡迎這個系統的出現。”

　　假貨嚴重損害藝術品市場，但是打假很難

　　藝術品市場的發展，引來部分不良人員的覬覦。用假畫假瓷器，去冒充真品賺取高額利潤，是假貨橫行的原因。由于市場中的賣方、中介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假貨的推手，那么打假的角色，往往只能落在藝術家和買到假藝術品的買家。但是對于勢單力薄的藝術家和買家而言，打假十分艱難。

　　藝術家孫戈對記者說起自己的打假經歷：“不知什么時候，市場上居然出現了我的假畫。我覺得很納悶，我的畫價格又不是特別高，為什么仿我的畫啊。有的畫畫得還不錯，我挺替那位作畫的可惜，這么好的能力，為什么不簽自己的名呢。但是有的畫得太差了，實在看不下去。但是有的賣方說得有鼻子有眼的，很能糊弄人。有朋友跟我說在河南看到我的假畫，我打電話過去投訴，人家信誓旦旦地說沒錯，這是畫家孫戈來我們這里專門畫的。難道我去沒去那里作畫，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對于打假，孫戈表示自己很無奈：“出現那么多假畫，我也沒辦法。我又不能整天盯著整個藝術市場，我的時間就這么多，如果全放在這上面，我也沒辦法畫畫了。”

　　在藝術家中，史國良是致力于打假的代表，但是效果不盡人意。2006年的時候，史國良發現某拍賣公司上拍兩幅署自己名字的作品為贗品，隨后告知拍賣公司并請求撤拍，但拍賣公司依舊上拍。隨后史國良將該拍賣公司告上法庭，認為拍賣公司侵犯了他的著作權，最終在庭審中達成和解，拍賣公司在多家媒體刊登致歉聲明。但是史國良認為并未達到打假的效果，因為贗品無處鑒定，最后被拍賣公司委托人拿回去了。史國良付出大量時間，犧牲自己創作的寶貴時間，市場上的贗品卻未曾減少。這家拍賣行賣不出去，贗品經過一段時間，又在另一家拍賣公司上拍，這是藝術家們揮之不去的惡夢。

　　老一輩藝術家楊之光也遭遇假畫事件。2011年楊之光的一則聲明，引起各界廣泛關注。聲明中，楊之光痛陳內地假畫泛濫和拍賣市場的混亂，并點名指出深圳某拍賣行即將拍賣的“楊之光畫作‘天鵝舞’”系贗品。而這幅假畫，曾被收入之前出版的一本由楊之光題寫書名并作序的《楊之光書畫集·翁鎮熙詩詞集》中。楊之光指出，其實早在畫集出版之前，他就已經發現該幅畫作是贗品，沒想到出版者還是將此收入畫集，這令他十分氣憤。為避免“使贗品有可能被誤為真品，引起不良后果”，他站出來“作出澄清聲明”。

　　何文發認為，藝術家依靠個人的能力去打假，實在太難了。“有時候造假的早已形成一個集團，背后有很雄厚的勢力。對于一個藝術家而言，就算他知道是什么人在造假，他也惹不起。這個現象很讓人心涼。”

　　不僅是藝術家在打假時力不從心，就算是買家去打假，往往也無可奈何。有一位有二十多年收藏經驗的藏家曾從拍賣公司拍下三幅作品，拿到作品后他細細端詳之下發現這三件作品都是贗品，而且很可能是印刷品。這拉開了他漫長的打假鑒定爭執，但最終還是因為鑒定結果不具備司法鑒定資質原因，一直沒有結果。

　　文心畫坊董事長張治中向記者表示，無論是藝術家還是藝術市場的消費者本人，靠自己個人的能力去打擊假畫，都很難成功。個人的力量很有限，如果能獲得國家層面的支持，打假的效果也許會更好。

　　鑒定真偽，到底誰說了算？

　　藝術家、買家的打假過程都遭遇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鑒定真偽，到底誰說了算？除了藝術家維護自己的版權、買家維護自己的利益之外，準藏家在收藏之前該怎么鑒定藝術品也依然面對到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不外乎以下幾個辦法：專家鑒定、藝術家本人或親屬學生鑒定、鑒定機構鑒定等。專家鑒定，理應為一種有效方式，但是從上述幾個案例看來，專家的鑒定有時也未必靠得住。何文發說：“專家的眼睛很厲害，這是幾十年經驗的積累歷煉而來的。但是現在利益沖突或者其他的原因，專家在做鑒定的時候，未必能講出真心話。一般的專家，他的水平肯定有的，但如果這幅畫的所有者也在現場，怕得罪人，他就未必肯講真話了。也有的專家因為利益關系，把假的說成真的，從中賺錢。也會把真的說成假的，讓你低價賣給他，轉手他就高價賣出去了。”

　　“還有一種就是，專家有可能他并不擅長這一門藝術的鑒定，雖然他可能是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名頭非常響亮，但他可能在故宮專門研究館藏品，或是做陶瓷研究，對鑒定書畫這一塊并不熟悉。一個專家，能擅長于鑒定十位相熟的藝術家作品，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他要熟知這位藝術家喜歡用什么紙、蓋什么章、在哪一時期作品風格、用筆如何，但是說專家能熟知所有藝術家，什么藝術品都能看，我就不相信了。”

　　何文發補充說：“藝術家鑒定也并不完全具備可靠性，首先選擇了藝術家鑒定，就意味著爭議的藝術品必須是當代的，遠一點的就辦不到了。其次，藝術家的品格要經得起考驗。大部分的藝術家都值得信賴，但是一輩子畫了那么多張畫，是不是每一張都記得？尤其是到了年紀大了記憶力衰退的時候，記不清楚也是可能的。有的藝術家藏有私心，不承認早期的不成熟作品；或者早先年一些即席揮毫作品送給別人，現在身價上漲得很快，不愿意承認也是有的。至于親屬、學生鑒定，他們有這樣的鑒定能力，但也出現上述可能出現的問題。”

　　鑒定機構鑒定，如果能保持公正的態度，其效力也能得到承認。但是從上述買家的案例來看，他找的三家鑒定機構鑒定結果為偽，而拍賣公司所找的鑒定機構出示鑒定結果為真。據信息時報之前采訪的一位拍賣界人士透露，這樣的鑒定證書鑒定結果，大都能按對方的要求制作。而藝術品市場行業很多著名的鑒定機構，雖然其鑒定結果受業內肯定，但是不具有司法鑒定資質，進入司法程序后并不能作為物證。具有司法鑒定資質的公安機關只能進行筆跡鑒定，不擅長于藝術品鑒定。

　　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的優勢

　　在何文發看來，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正是基于上述鑒定手段鑒定資質和信用不受到廣泛認可的基礎上建立的。“這個體系以科技鑒定為基礎，以經驗鑒定為借鑒，以標準計量為依據，以認證認可為手段，以檢驗檢測為依托，以信息化為平臺，并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我個人是很認可的。”

　　“首先，以科技鑒定為基礎，而且是國家推出的體系，這個可靠程度就很高。比如傳統書畫，具體的操作是先用科技手段檢測紙張、墨水、印泥是什么時候的”，先進行一個斷代。如果這些層面都符合，再進行采點。就是說對于一個藝術家，我們先建立一個資料庫，將這位藝術家的作品都進行掃描、采點，保存進去。如果我們在樣品上所采點上的用筆、用墨等都符合數據庫上的點，我們就認為相似度很高。如果不符合，我們則認為相似度很低。造假者面對這個系統，也很難造假，因為他事先不知道我們采的哪些點。如果要求他整幅畫都畫得和原畫一模一樣，這也很困難。”何文發說。

　　“以經驗為借鑒，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科技手段始終都是只能分辨出相似度有多少，有的可能畫得很像，比如說用與原作年份相同的紙墨印泥請人做假。這時候需要鑒定師以肉眼去分辨，去看整幅畫的神韻氣勢，這個很難模仿。”何文發說，“國家的這個系統，是希望建構一個大的數據庫、平臺，當數據庫建立起來，只要對比假畫和數據庫中的原畫，高低真假立判。而且每幅作品都配備一個證書，證明它的身份，就像人的身份證一樣，有芯片有條碼，一掃就有結果。”

　　藝術家孫戈也很贊同這個體系：“從藝術家來說，多一個手段去鑒定作品的真偽，是一件好事。專家鑒定就好像看中醫，望聞切問?？萍际侄蝿t是西醫，拍片看得更清楚。就像我們現在去醫院，中醫有時都需要借助拍片，以獲得更明確的診斷依據，得出更有力的診斷結果。”

　　收費、建庫過程等，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面對的困難

　　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并非萬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只能說在鑒定問題上做出有力的探索。那么，該系統又存在哪些問題，需要解決呢？

　　“目前這個系統，還初步應用在書畫鑒定上，這也很正常，因為書畫是藝術市場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對于其他的藝術品，如陶瓷玉器，只能做到斷代，取點的結果不是太信服。另外是當代書畫容易鑒定，近現代也還好，古代書畫比較難。因為用X光掃描會讓藝術品表面吸收X光，吸收后其檢測值會有波動，不是太準。時代久遠的書畫，會有很大的損壞，所以一般不會冒這個險。”何文發說。

　　孫戈則認為，這個體系實施起來有一定難度：“首先要面對的是收費問題，鑒定一張畫收多少錢。如果是一千，如果是油畫，一年才畫幾張，也可以接受。對于畫國畫的藝術家，一天有很多作品，如果是大尺寸作品，我覺得也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我畫的是一張小品，才幾百塊，一千塊就太貴了。其次是從什么時候應該建庫。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是從學生時代每張作品都拿去建庫，似乎不大可能，沒那么多錢也沒那個必要。如果具有一定名氣了，這時開始建庫，作品很難收集。再者是時間問題，我平時需要作畫的時間，也不可能每一張都送去備案，誰來解決這個問題？”

　　張治中認為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存在一定的缺陷，他說：“藝術品和商品不一樣，這個系統是質檢總局推出的，商品質量高低可以通過機器檢測出來，如果是達到一定標準，所有的商品都沒有區別。但是藝術品不一樣，這個系統只能鑒定是否為真，卻鑒定不了藝術品品質的高低，是否精品問題。我們知道，即便是同一位藝術家的作品，精品與一般作品，價格差很多。另外從這個系統的六位一體可以看出，該系統努力跟國際標準接軌，但是我們傳統書畫，是否能用國際標準來衡量，這還值得考慮。”

　　不過，國家藝術品質量溯源系統畢竟剛剛開始，這是從國家層面為藝術市場打造的一個系統，能否起到作用還需要市場來檢測，其的不足也需要長期的檢測來發現，并逐漸改善。張治中說：“這個系統好用不好用，藝術市場從業者會不會推廣，這還需要靠它的能力來證明。”何文發也表示說：“這體系肯定還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只是現在剛剛推出，還不知道需要怎樣去完善。只能說不斷遇到問題，再繼續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