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金軍簡介 丁金軍，1961年9月27日出生，第十、十一、十二屆大連市政協委員，市政協法制委副主任。歷任大連市第十七中學教導處副主任、團委書記，區教育局秘書、黨辦主任，大連市甘井子區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兼任政府常年法律顧問，現任大連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副主任

　　從當年“誤打誤撞”被錄取到政治系，到后來在這個領域一點一點扎下根，多年潛心研究國家治理問題，為大連市政協委員、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丁金軍做好今天的本職工作、履行好委員職責打下了厚實的理論功底。

　　大連共有699萬人口，市政協委員有548人。“一個市政協委員的產生，可以說是萬里挑一。”從成為政協委員的那天起，丁金軍就堅定了一個信念：擔負起“以一當萬的責任”，履行好“為民鼓與呼的使命”。

　　伴隨國家民主法制進程23年

　　丁金軍是全國恢復高考統考后的第二屆學生，高考第一志愿報的是北師大，但因考試發揮失利，最終被第三志愿——遼寧師范大學政治系錄取，學習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

　　“當時，我對政治學幾乎沒有興趣。”丁金軍說，入學之初他本想申請轉系，但未能獲準，只好硬著頭皮學了下來。時隔不久，學校來了一位著名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研究員劉承學教授，正是這位知名的學界先輩，為還沒有找準“坐標”的丁金軍打開了一扇門。

　　大學畢業回到大連后，丁金軍被分配到一所中學，從事教育及教育行政管理。告別政治系來到教育口，專業不搭界，剛開始丁金軍多少有些心存不甘。好在學校毗鄰大連理工大學，每當工作之余，他便泡在理工大學圖書館研讀有關政治學、法學等方面的著作。在基層不到五年，他的大部分業余時間，都是在理工大學圖書館里度過的。這期間，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抄滿了整整一大本；各國通史（包括非洲國別史），他都看了一遍……“現在回想起來，那幾年的功夫下得很值！”

　　直到1991年，丁金軍從教育戰線被調到區政府從事政府法制工作，才算回歸至本專業。那時候，甘井子區政府領導開始重視行政訴訟，籌劃組建區政府法制辦。但當時學法出身的是“稀缺人才”，在全區范圍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于是想到了他，加上另一位具有律師資格的年輕人，組建起當時大連最早的縣區級政府法制機構。

　　“如果說在基層工作能夠更好地‘接地氣’，那么到區政府工作后，就必須站在一個地區的高度去思考問題。”從此，丁金軍開始擔任區政府的常年法律顧問，他每天做得最多的是協調處理政府各類涉法事務。對于當時的工作狀態，他這樣描述：不用特意去調研，因為每天都在搞調研；不用刻意去發現矛盾，因為每天面臨的都是社會矛盾。他在實踐中切身體會到：只有把政府行政行為真正納入法治化的軌道，才有助于推進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

　　2004年，丁金軍擔任了大連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黨組成員、黨總支書記。“從1991年至今的23年里，我親身經歷了中國民主法制的進程，特別是各級政府依法行政的歷程。此番經歷，對我履行好政協委員職責幫助很大。”丁金軍在履職過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政協民主監督活動中“法”的成分越來越多，民主與法制密不可分。

　　參與處理各類涉法事務1500余件

　　1993年9月17日，“鳳凰山”輪在珠江口桂山錨地遇“9316”號強臺風觸礁沉沒，僅3名船員獲救生還。因遇難人數多達21人，加之索賠額度大，難度可想而知。

　　時任大連市甘井子區政府法制辦主任的丁金軍，參與了這起涉及區直企業海難事故的善后處理。除指導奔波于大連與廣州之間的同事訴訟代理工作之外，還要應對行政協調、群訪等大量涉法事務。曠日持久的官司一打就是近6年，最終賠償額度大幅提高，并妥善解決了一系列復雜糾紛。

　　20多年里，丁金軍在政府法制工作崗位上，充分利用所學知識，積極參與政府重大決策合法性論證、處理涉法事務、代理訴訟等1500余件，盡己所能運用法律手段規范政府行政行為，維護群眾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許是長年從事政府法制工作的緣故，丁金軍的腦海里“法”的意識很強，尤其對重要涉“法”問題反應敏銳，多有獨到見解。

　　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健全，已是不爭的事實。今年7月11日，大連市政協召開“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題協商座談會，與會人員針對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尚未成形、社會成員信用記錄嚴重缺失、信用服務市場不發達、誠實守信的社會氛圍尚未形成等，呼吁加快構建“以政務誠信為關鍵、以商務誠信為重點、以社會誠信為基礎、以司法公信為底線”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要把信用體系真正建立起來，最急迫的是抓緊建設具體的制度體系。”丁金軍認為，大連信用體系建設情況與城市功能定位、經濟的質量體量和未來發展預期還不適應。比如，大連市現行有效涉及信用管理條款的地方性法規僅兩部，政府規章僅三部。

　　丁金軍主張，應抓住時下社會信用體系法制建設的“黃金期”，推進與本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關的地方立法的出臺，包括規范全市公共信用信息記錄，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明確信用信息主體的權益保護、信用信息的異議處理及侵權責任追究；加快信用服務業監管立法，重點加強對信用征信、商賬追收、保理等新興信用服務機構的培育和監管；整合信用信息安全規制，制定信用信息安全管理辦法，加強對信用信息系統的安全防護，確保信用信息安全。

　　在2011年市政協常委會議上的一次發言中，丁金軍以“盡快出臺食品安全監管辦法”為題，同樣開門見山地指出，目前大連市食品安全立法只有1999年發布的《大連市生豬屠宰及產品流通管理條例》和2000年發布的《大連市生牛奶管理辦法》，尚無食品安全的專門立法。面對食品安全的新形勢，首先應盡快以政府規章形式出臺食品安全監管辦法，強化食品監管執法綜合協調機制、突發事件快速反應機制、監管效能考核評價機制、失職瀆職問責追究機制，并通過行政立法，建立經營者作為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的主體責任制度；建立食品行業自律、經營者誠信體系建設制度；整合食品安全的各種社會監督主體；規范食品安全公眾舉報制度；完善食品安全新聞媒體輿論監督制度，依法追查媒體披露的問題，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擔任大連市政協委員近10載

　　“觀察要細，調研要實，思考要深。”迄今，丁金軍擔任大連市政協委員已有近10個年頭。多年歷練，他不僅養成了縝密的思維和嚴謹的作風，而且善于將本職工作與委員身份深度融合，滿腔熱忱參政議政，盡心盡力履行職責。

　　“平面和立體媒體對全市各級政府重大行政決策聽證活動的宣傳、報道要有新作為。”2008年年初召開的大連市政協會議上，丁金軍在《創新行政聽證新聞宣傳形式，擴大我市公民積極有序的政治參與》的提案中建議，舉行涉及行政執法的重大行政決策聽證時，應考慮采取現場直播。這一設想，源于東聯路建設前舉行的一次聽證。

　　丁金軍清楚地記得，在那次聽證會上，聽證代表情緒比較激動，圍繞自身合法權益展開舉證、質證、辯論，聽證活動進行了將近5個小時。“這是我參加時間最長的一次聽證。”丁金軍說，自己現場感受到了老百姓對于環境權的那種強烈訴求，以至于由此派生出來的安寧權、排除污染權、眺望權等，均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面對這樣的場面，行政機關在同步應答等諸多方面，尚需進一步加強。

　　丁金軍表示，近年來，各地相繼出臺重大行政決策聽證辦法，市縣兩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重大行政決策聽證逐步從制度上得到規范。但是，在決策聽證制度執行過程中，公民的聽證參與權、聽證意見吸收程度、意見采納和未采納情況的反饋說明等落實得不夠理想，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的質量和執行效率的提高，以及和諧社會建設。他呼吁政府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大力提高公民參與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的程度，同時突出重大行政決策聽證筆錄作為決策依據的法定效力，重視對聽證代表意見采用和不采用情況的說明、反饋和公示。

　　談到撰寫《注重在全域城市化過程中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提案的因由，丁金軍講述了下鄉扶貧的一次難忘回憶。2008年年初，丁金軍在大連市金州區華家街道有一戶扶貧對象。這戶人家的勞動力相繼離世，留下一位老大娘帶著聾啞兒子和一個2歲的小孫子過活，經濟十分拮據。丁金軍去看望時，大娘提出能不能幫忙修修房子。丁金軍環顧發現院墻倒塌了，房屋的防水層失效了……他找到村主任，答復卻是：村里首先要解決的危房是石頭房和老瓦房，像這家混凝土結構的房子一年半載也排不上。

　　“華家街道距離大連市區只有60公里。有研究資料說，我國農村村民和城市居民有關權利存在差別的有67項，開始我還懷疑，如今在現實中就看到了。”丁金軍認為，全域城市化的核心是解決人的問題，在全域城市化進程中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

　　供職于政府部門，同時兼任市政協委員，無論是在本職崗位，還是履行委員職責，丁金軍自有心得———

　　從政協的角度看政府，委員對政府是一個“建言者”的角色，定位是“輔政”，要切實把界別的特點發揮出來。2013年市政協會議上，丁金軍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10條修改意見，有9條被采納。“這種‘輔政’的作用只有在政協才能充分體現出來。”

　　站在政府的角度看政協，丁金軍認為，自己作為一名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有義務扮演好“講解員”的角色，對其他政協委員不了解的政府運作程序、對政府某項改革不清楚或對政府工作存在誤解時，能夠及時做好解釋工作。

　　“目前大連社會法律關系變遷正處在一個新的節點上，這個時候研究公民的各項權利如何得以落實，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提出的制度設計、機制設計、方式設計應是恰如其分的，措施也應是恰逢其時的。”丁金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