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朝輝的能量

　　賈建民被抓的時間約為2013年8月初，此時山西交通系統已如驚弓之鳥，陸續有人被帶走調查，不斷有官員與商人卷入協查。

　　《財經》記者獲知，起因與忻阜高速業主的實際控制人王德生有關：2012年，審計署在相關重大項目審計中，發現有一筆非正常交易，一筆一兩千萬元的可疑資金打到了王氏公司的賬戶。

　　“審計署找廳里要忻阜高速的合同，因為打給王德生的錢，過不了關。”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建國被認為‘玩忽職守’的直接原因在于，他給王德生的解約金額比評估值要高。但當時那樣的局面，不給對方一些溢價讓他盡快退出，是不可能那么快實現開工的。”據公開財務數據，忻阜高速2012年的通行費收入為6億元，2013年僅1月－8月的通行費收入就達5.2億元。

　　同時，山東方面亦查出，王德生曾偽造銀行相關證明，以夸大資金實力的方式獲取項目。王德生、徐悅清夫婦因此被控制，此后中央紀委調查組進駐山西調查此事。

　　曾輔佐兩任廳長的交通廳原副廳長王志民于2013年4月最先被抓，緊隨其后的是前任廳長王曉林和綜合規劃處調研員王蕾。

　　“忻阜、長臨兩條路的前期，都是王蕾在管。當然，她也只是起到協調作用。”前述省交通廳內部人士透露，王志民是當時分管招商引資的副廳長。綜合規劃處調研員王蕾其實是在招商引資處，在交通廳內部架構中，招商引資處掛靠在綜合規劃處，但相對獨立，作為正處級調研員的王蕾并不向處長匯報，而是直接對接王志民。

　　王曉林被查時，已離開交通系統五年。“王曉林的‘玩忽職守’，指的是他當年未能發現王德生以欺詐的方式拿項目，導致忻阜路拖延多年未開工。王曾自辯說，自己是廳長，并未直接經辦此事，具體的協議并不是他形成的。”前述人士說。此三人被查后，交通廳不斷有人被叫去問話，其中一些人再也沒有回來。

　　奉命從北京來到太原調查此案的，正是中央紀委六室的曹立新。當時的曹立新已是六室查辦山西違紀違法案件的一線負責人，2008年山西襄汾尾礦庫潰壩案時，曹也曾前來調查。

　　曹立新的好友馮朝輝在其中看到的，是千載難逢的升官機遇。在王志民被抓后，在陽煤集團擔任紀委副書記的馮朝輝主動找到段建國，自告奮勇去調查部門疏通關系，同時提出，希望能擔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紀委書記。

　　馮朝輝的底氣其來有自。早在王曉林時代，他就憑借自己在北京的“高層次的朋友”，向王曉林在高管局要到過職務。

　　在當地官場，馮朝輝一度曾被看作“小混混”，但在其而立之年的頭一個月，他終于混出了頭。2005年1月，他曾擔任省高管局舊關超限運輸檢測點主任（正科級），這是他混到的第一個官職。新華社引述知情人的話報道，“他跑到交通廳的領導那里，說北京部委的某某某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對他提拔任用。他提的那些人都是級別很高的領導干部，交通廳的領導既不便打聽，也不敢得罪，只好寧信其有。”他的干部身份與文憑，全部為造假。

　　在超限檢測點主任的職務，馮朝輝通過“放黑車”--私自收錢放行超載車輛，積累了第一桶金。

　　雖然級別不高，但馮朝輝在陽泉官場有著驚人的影響力，其行事之張揚令人印象深刻。當地知情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曾有一位副廳級干部到時任陽泉市委書記白云家中拜訪，碰巧馮也在。馮坐在沙發上并未起身，只是說了句“你來啦”。

　　2008年12月，馮朝輝再次搬出北京的關系，離開交通系統，調入陽泉市紀委擔任副縣級檢查員。2010年，全國各地清查干部隊伍中的身份造假者。馮被陽泉市委組織部查證身份有問題，卻蹊蹺地逢兇化吉，調任陽煤集團擔任紀委副書記，職級升至正處。

　　與早年在固莊煤礦一樣，馮只是借此解決行政職務與級別，并不去上班。“我和很多同事都沒見過馮朝輝，在他被查之后，才知道原來單位還有這么個人。”陽煤集團黨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高金祥對《財經》記者表示。

　　馮的業務重心，乃在工作之外，他充分利用每一次的職務升遷廣結人脈、左右逢源，以謀取更大的成功。新華社報道，馮曾為煤老板就采礦事宜請托孝義市政府主要領導；為煤炭咨詢公司負責人就提高合同兌現率請托大型煤氣分管領導；為當地開發商承攬郊區新農村建設項目，而與開發商一起行賄郊區區委書記王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