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化名）被抓時，他已經偷了100多件東西，大到筆記本電腦，小到一盒茶葉。而在他淪為階下囚之前，他還有著另外一個身份——北京大學法學院學生會主席。據其自我陳述，之所以想到偷竊，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希望給女友足夠花的錢；二是自己精神壓力過大，把偷東西當成一種解壓方式。（10月15日《京華時報》）

　　在討論這件事時，很多人喜歡揪住秦明學生會主席的身份不放，并偏執的認為一個法學專業的研究生，如果連起碼的法治敬畏都沒有，其走到今天這一步，完全是咎由自取。當然，這樣的說辭并非沒有一點道理，但如果我們只看到了這樣一個痛心的結果而忽視了其背后復雜的成因，那么對這件事的討論，就很容易陷入膚淺的表層，而由此引發的輿論喧囂，更可能給當事者造成額外的傷害。

　　事實上，秦明之所以會由一個聽話的形象走向今天的極端，其重要的形成之因還是缺乏一個有效的減壓閥。不管是他在生活中面臨的一些困擾，還是在學生會工作上遇到的諸多麻煩，抑或是其后來通過物質誘惑搭建起來的愛情“王國”，這些因減壓缺失而給他造成的心理障礙，無不重創著他之前的價值觀和行事準則，使得他最后不得不通過偏差的行為方式來釋放心中的郁結，這是偷盜行為發生的病根所在。

　　那么，究竟誰該成為這位學生的減壓閥呢？熟悉高校運行現狀的或許都知道，充當這個閥門的首先應該是寢室同學或其摯友。但實現這一目的的前提必須是秦明愿意并且樂意將心中的苦悶說給他們聽。可是，如果同學之間或者朋友之間喪失了基本的信任，那么，減壓的作用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在此條件下，減壓的責任就需要遞進至學生的導師或者輔導員。遺憾的是，在當下的高校環境中，導師基本上很少關心學生的日常生活，他們在乎的只是項目及科研的開展，而輔導員要么因為學生眾多，無法了解每一個個體的具體情況，要么因為沒有相關專業知識而無法破解學生面臨的難題，其直接后果便是輔導員和學生之間并沒有形成良性的溝通鏈條，反倒從側面加劇了事情的惡性發展。

　　在前兩個減壓閥都沒有起到減壓作用的情況下，對學生的心理調節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學校的心理咨詢機構上。其實，秦明之前的諸多細節已經從側面反映出了他在心理上的一些問題，比如妄想通過物質的豐盈來構建一個愛情烏托邦，第一次盜竊會議中心的財物等，如果這些能夠被學校的心理咨詢機構在平時的測驗中發現，或許，結果也不會像現在這么糟。

　　悲哀的是，所有的這些都在我們的大學校園中被忽視了，我們在關注學生學業的同時卻沒能從心理方面給予他們必要的關注，這是當下高校教育的普遍短板。雖然一些高校從班級到學校層面都設立了不同類型的心理機構或者咨詢老師，但是，這些機構的存在往往都是擺設大過實際意義，以至于它們在具體的困難面前，往往不能承載起解決問題的實際功用。

　　所以在我看來，高校對學生的關注，不能總抱著“免責”的態度，而要將真正的關愛落實到他們每一個人身上，否則，一旦他們的壓力累積成了心理上的疾病，那么，其從前的價值觀都會被打敗，一如這個讓人痛心的北大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