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是當前大家非常關注的話題。筆者認為，厘清相關概念以及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如協商民主與民主協商、民主協商與政治協商、政治協商與社會協商等，對于深入開展協商民主理論研究很有必要。筆者從1987年發表有關政治協商的文章以來，對相關問題略有關注，今不揣淺陋，試辨析一二。

　　協商民主與民主協商

　　“協商民主”和“民主協商”，無論從語義上還是從歷史上，都是源自于“協商”。從語義上看，所謂協商，是指不同的行為主體為協調相互間的關系，共同商量以達成協議。協商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廣泛存在于政治生活特別是民主政治之中。這種協商體現在民主制度和國家治理形式上就是協商民主，這種議事方式本身就是民主協商。從歷史上看，它產生于我們協商建國的過程中，體現在協商會議和協商制度建立后的發展歷程中。早在1949年6月16日舉行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就指出：“凡是重大的議案不只是在會場提出，事先就應提出來或在各單位討論。新民主的特點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數與少數。凡是重大的議案提出來總是事先有協商的，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就包括這個新民主的精神。”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同參加政協會議的部分黨外人士座談時也講到，“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這里，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協商民主”或“民主協商”的概念，但此“協商”所蘊涵的“協商民主”的思想和精神或所體現的“民主協商”的方式和作風，卻是毫無疑義的。

　　“協商民主”在未提升到制度層面來理解和未進入我國政治領域的話語系統之前，與“民主協商”并沒有嚴格的區分，換言之，二者曾是具有同等意義的概念。不過，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協商民主”的概念用之甚少，“民主協商”的概念用之甚多，而且后者比前者用的也要早許多。例如，1975年5月，中央統戰部組織一批愛國人士外出參觀，周恩來在其請示報告中批示：“此類參觀人員，如尚未與他們協商就突然宣布，似仍應分別約他們座談一次，取得他們同意后再定，以示我們歷來主張的民主協商精神。”“統戰部同志請多采取這種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這一批示后來以《要堅持民主協商》為題收錄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里，作為壓軸的一篇。再如，1989年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規定中共同民主黨派協商的第一種形式就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1993年3月，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李瑞環同志也有一段著名的論述，他說：“人民政協所實行的民主協商方式，有助于充分吸納各民主黨派的意見，使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作用同時得到發揮；有助于拓寬人民群眾發表意見的渠道，做到既尊重多數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有助于在團結穩定的前提下發揚民主，在發揚民主的過程中鞏固和發展團結穩定的政治局面。這種民主協商方式，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大創造，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一大優勢。”這里講的“民主協商”，實際就是“協商民主”。

　　如果說，我們過去講的“協商民主”或“民主協商”，較多地局限于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領域的話，那么，黨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命題，則把協商民主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僅“外延”上超越了原有的范圍，而且實質上提升了一個層次。按照十八大精神，在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架構中，人大有協商，政府有協商，政協有協商，黨派團體有協商，基層民主也有協商。它們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這種協商民主，其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其本質是人民民主。正是因為十八大給予協商民主的全新定位，亦使民主協商的內涵日漸確定和清晰，厘清“協商民主”與“民主協商”的關系也就顯得必要了。那么，二者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呢？要言之，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民主協商則是協商民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協商民主是我國民主政體中的一種制度安排，民主協商則是這種民主制度下的工作方式和作風；協商民主是相對于選舉民主而言的，更多地強調民主的實質，民主協商則是針對于非民主的做法，更多地強調民主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