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 楊凱生

　　當前，不少人在談到中國經濟運行的新常態時，往往都是說中國經濟增長將從過去30年平均增長10%左右的速度降下來。筆者認為，所謂的新常態，首先意味著與原來的狀態有所不同，這其中肯定包括了增長速度的變化，但新常態絕不僅僅是說經濟增長速度將要下落或者是下落到多少，筆者認為所謂的新常態，一是“新”，就是說與原來的發展模式相比，要更突出強調遵循經濟規律，遵循自然規律和遵循社會規律；二是“常”，就是說與前些年的狀況相比，更要注重解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使經濟發展的態勢更正常，進而使健康較快發展的趨勢可以延續更長的時間。因此所謂的“新常態”應該是包含很多內容、具有深刻含義的一個重要表述。“新常態”既是對一種經濟發展狀況的概括性描述，也是對面臨的下一步發展階段的一種宏觀要求和期待。

　　在新常態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比如，到今年6月底，我國總債務與GDP之比已經達到251%，而在2008年這一數字只有147%，僅去年一年，這個數字就上升了20個百分點。更重要的問題是，與世界上總債務水平也比較高的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相比，我國的總債務的結構不盡合理。在我國，盡管大家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十分擔心，但總的說來政府負債率并不算高，居民負債率更是很低，但企業負債率則非常高。我國企業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20%，而美國約為72%，日本約為99%，意大利約為82%，澳大利亞約為59%，加拿大約為53%，德國僅為49%左右。在西方發達經濟體中只有西班牙的企業負債率高于我國。當然，這里固然有我國資本市場尚不夠發達，間接融資占比必然偏高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認，我國企業的生產經營，乃至GDP增長過度依賴銀行信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年7月，曾有不少人認為銀行出現了“惜貸”現象，但事實上，今年1-7月，我國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仍然達到6.13萬億元，遠高于2012年、2013年同期的5.4萬億元和5.78萬億元。

　　另外，今年1-7月，全社會金融機構新增貸款與新增存款之比（即存貸比）達到85%，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今年以來的新增貸存比更是達到了146%，這顯然是太高了。從歷史數據看，1990年-1999年的十年間，我國一共新增貸款7.94萬億元，年均新增為0.79萬億元；2000年-2008年九年間，我國新增信貸22.76萬億元，年均新增貸款迅速上升到2.53萬億元；而2009年-2013年的五年間，我國新增信貸為42.1萬億元，年均新增貸款更是猛增到8.42萬億元，一些年份甚至達到了近10萬億元。看到這些數據，我們固然可以說，其中有國民經濟總量擴大的因素，也有所謂金融深化等原因，但必須承認，從宏觀上看，我國經濟增長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是過度的，我國企業從銀行的融資也是過度的。

　　我國應該下決心進行去杠桿，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比例。現在經常聽到的說法是，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我認為對這個問題需要深入剖析，全面看待。要正確看待銀行信貸的功能和作用，辦銀行有明確的資本充足率約束，辦企業也應該以本求利，不能總是希望通過做無本生意，認為完全靠借錢企業就能發展，就能獲利。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抑或外資企業，如果其“老板”（股東、出資者）認為，一個企業市場前景不錯，希望能夠經營下去并且進一步發展的話，那就應該以不同方式不斷地向其注入資本（增加所有者權益），而不能僅僅寄希望靠銀行貸款就可以“做大做強”。

　　如果股東對某個企業前景并不看好，或是雖然想增加資本金但感到力不從心，那就應該設法退出市場，或者只是進行“簡單再生產”，不去追求“擴大再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應該一味地去要求銀行不斷對其追加貸款。否則，不僅無助于調整經濟結構，而且也會造成金融風險的不斷積聚，最終導致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麻煩。現在，有不少人對銀行應該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理解不夠全面，總以為這句話的含義就是銀行要進一步給企業發放更多的貸款，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