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資料選輯》創刊之際，正是三年經濟困難之時。因為副食品奇缺，連搖筆桿的文人也感到每月定量的糧食不夠吃，然而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及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依然在緊張而認真地工作。每年規定出版8輯的任務，基本上能夠按期完成。不論是組稿、審稿、文字加工，都能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進行。討論問題時，大家仍然是無拘無束、暢所欲言，暇時聊天，也有說有笑。這種和諧的、活躍的氛圍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物質生活困難的壓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精神狀態是如何的充實。我想之所以能有那樣一個工作環境和生動活潑的局面，顯然是和周恩來1959年4月在茶話會上講話精神的鼓舞分不開的，也是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各位領導認真落實周恩來講話精神的結果。

　　《文史資料選輯》對所有來稿，不論是約稿還是投稿，都及時處理，從不延擱。特別是處理稿酬，還有一個不同于一般出版社的特殊規定。一般出版社對于來稿即使采用，也須在出版之后方能付給稿酬，不予采用的則概予退還。文史資料委員會在開展工作之初，為了提高各方面人士撰寫文史資料的積極性，不僅對于可以入選的來稿及時核發稿酬，即使內容無甚可取的來稿也從不退還，而是酌給少量筆墨費，以資鼓勵。這種做法不僅體現了對于撰稿者勞動的尊重，更為重要的是，如此處理有利于廣泛開辟稿源。這從文史資料工作開展后各方面人士投稿之踴躍、存稿數量之多即可看出。

　　《文史資料選輯》當時是內部刊物，訂閱者不但要限制級別，而且要憑縣級以上領導機關的公函辦理訂閱手續。每輯發行8000份，然而總是供不應求，不斷有機關和個人要求訂閱，它之所以受到讀者歡迎，主要原因是通過這個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書刊中所了解不到的歷史事實和社會歷史知識。當然，那時在“左”的思潮彌漫全國的情況之下，也有些人對《文史資料選輯》發表戰犯的回憶文章、民族工商業者的創業發家史料以及國民黨軍統特務的內幕等表示疑惑甚至反感。這里我想起1964年冬天在山西昔陽縣參加“四清”運動時的一件事：那時晉中地區有一位縣委書記犯了錯誤，受到處分。其錯誤思想表現之一，就是經常看《文史資料選輯》。當時聽到這個情況，我內心很不平靜。暗想：文史資料也會使人犯錯誤嗎？到了“文革”時期，我的一條“罪狀”，也是利用出版《文史資料選輯》大放“毒草”，為“牛鬼蛇神”提供宣傳陣地。不過在叫嚷了一陣之后，也就不再提了，我想也許是造反派查閱了書稿檔案，知道是周恩來指示的緣故。至于我保存的那一套《文史資料選輯》在抄家時被沒收了，然而奇怪的就是這些把《文史資料選輯》誣稱為“大毒草”的造反派，卻在津津有味地逐冊逐篇看那些被他們抄去的“大毒草”。

      （作者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本版文章摘自《人民政協紀事》，《縱橫春秋五十年》，刊登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