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溥儀與杜聿明（右一）、宋希濂（左一）、溥杰（左二）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內討論文稿。

　　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室成立于1961年春，其行政關系隸屬于全國政協辦公廳，業務上接受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指導。全國政協分批安排了21名文史專員。第一批有：溥儀、杜聿明、宋希鐮、王耀武、楊伯濤、鄭庭岌、周振強;第二批有：溥杰、范漢杰、羅歷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第三批有：廖耀湘、杜建時、康澤、方靖；第四批有：黃維、文強、趙子立等。文史專員的任務有四項：一是親自撰寫“三親”史料；二是向各界人士（主要是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征集史料；三是審閱部分來稿；四是協助文史辦公室編輯出版部分文史資料讀物。那時全國各地投向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稿件很多，都是由文史專員審閱。文史專員閱稿后先確定稿件的價值，然后附上意見，包括稿件的“質量級別”、能不能刊入《文史資料選輯》、稿件內容有哪些差錯、建議支付的稿費等。由于文史專員文化功底好，又都具有特殊的經歷，所以對工作非常勝任。多年來，文史專員審訂和撰寫的稿件，揭示、澄清了大量重要史實，一些被長期塵封的歷史真相因為他們才得以重見天日，而他們富有特色的工作，也為世人留下了不少佳話。

　　一席話成就了一本書

　　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室成立之初，主管文史工作的是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他非常善于給文史專員們提供寫作思路。在第一批文史專員來報到后不久的一天，申伯純對宋希濂說：“要真實撰寫歷史資料，秉筆直書，對此你是不是還有思想顧慮？”宋希濂先是一愣，隨即回答：“我沒有什么顧慮，只要有史料價值，對后人有用，再丑的事我也絕不隱晦。”申伯純說：“你的顧慮并非怕丑、怕痛，你現在寫出的史料證明了這一點。我提出這個問題，只是一種推測。為什么你在黃埔、大革命時代東征和北伐的經歷只字未提？還有抗戰時期‘八一三’淞滬抗戰、武漢保衛戰、滇緬之役你都參加了，打了不少漂亮仗，何以一篇未寫？有沒有顧慮，你可以直說。如果我分析得不對，就算我多慮，當場收回，好不好？”宋希濂聽后回答說：“我沒有寫這些，并不是有什么顧慮。我只是沒有把握，以我今天的身份，怎樣寫才對路，才不失分寸？我總認為，還是應以自我反省、批判自己為主，要自我標榜總不大相宜吧？這是實際存在的問題，并非是思想顧慮。”申伯純說：“對，對，就不稱為思想顧慮吧！但你說的難題，我看很容易解決，辦法就是秉筆直書，再現歷史的真實面貌。當時你怎么樣做，現在就怎樣寫，不要為他人會怎么評價所慮。任何人都要尊重歷史，不能割斷歷史。你當年參加黃埔、東征、北伐也是革命的行動；你主張國共合作，對日軍英勇作戰，都是維護全民族利益的愛國之舉。對這些，你同樣應當理直氣壯地秉筆直書，為后人留下珍貴的史料。”經過這次談話后，宋希濂工作更加勤奮，除審稿外，還將親身經歷的事情，如實地寫出了極具參考價值的史料28萬多字。這些史料經過整理編輯后作為一本完整的回憶錄于1986年出版發行，受到了國內外的一致好評。當時，宋希濂已旅居美國，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的活動得到廣大海內外同胞的支持，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自然也受到臺灣一些人的非議，而臺灣作家李敖則撰寫《鷹犬將軍》一文，對所謂非議進行了駁斥。宋希濂十分感謝和他素昧平生的李敖，遂決定用《鷹犬將軍》作為回憶錄的書名。

　　兄弟兩人的兩本著作

　　在文史專員中有溥儀和溥杰兩兄弟，其身份和其他國民黨將領出身的文史專員頗有不同。其他文史專員就親切地叫他們兄弟為“大溥”、“二溥”。溥儀于1957年下半年起開始撰寫《我的前半生》，溥杰幫助大哥整理。1960年1月26日，周恩來同志看過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在全國政協禮堂接見并宴請溥儀及其親屬，面商溥儀的工作和學習改造問題。周恩來同志肯定了《我的前半生》的價值，又指出了《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史實有“出入”的問題。最后，他強調了這本書的歷史意義：后代人也會說，最后一代的皇帝給共產黨改造好了，能交代了。溥儀成為文史專員后，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出版。

　　1962年5月，溥杰成為文史專員后，和大哥一起在北洋組工作。雖然其經歷也能寫出有價值的史料，但《我的前半生》出版后已經在國內外博得好評，且需要撰寫清末社會、生活資料，因此撰寫回憶錄的想法一直未能得以實施。

　　晚年的溥杰雖然工作更加繁忙，但撰寫回憶錄的想法更加強烈，而國內外史學界也希望看到溥杰回憶錄的早日問世。1990年溥杰在訪問日本時，日本著名歷史作家陳舜臣問溥杰回憶錄寫得怎么樣了。溥儀的回答是：“我作為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也有這個任務。但我沒有寫完，一方面忙，一方面我也有點懶。”

　　為了幫助溥杰完成回憶錄，1991年，全國政協領導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葉祖孚幫助他整理書稿。整理的方法是溥杰口述，葉祖孚錄音整理成文字，然后由葉祖孚去閱讀資料，作調查，厘清事實，再寫成文字，最后由溥杰來修改定稿。溥杰認為，書不要寫得太長，并堅持《我的前半生》里提到過的事情就不要寫了，在字數上也不希望超過《我的前半生》。就這樣，兩人合作了兩年多，由于溥杰對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時的情節記憶不清，葉祖孚就到撫順、吉林、沈陽、鐵嶺、長春等地采訪調查，寫了一章后交給溥杰修改。1993年，在溥杰病重住院之際，葉祖孚帶著稿件去醫院和溥杰字斟句酌。在完成初稿后，躺在病床上的溥杰拉著葉祖孚的手，又指指自己的心窩對葉祖孚說：“我從心里感謝你。”

　　1994年，在《我的前半生》出版30年后，《溥杰自傳》問世了，這本著作既是《我的前半生》的補充，又相對獨立，極具史料價值和愛國主義教育意義。

　　用商榷、補正促進內容真實

　　在談到文史資料工作的方向、作用時，周恩來總理曾明確指出：文史資料的工作方向要對，要存真，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不容易。文史專員審訂或撰寫的稿件，揭示、澄清了大量重要史實，一些被長期塵封的歷史真相因為他們才得以重見天日。但其中也不免混入記憶不清的片段，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工作中，文史專員也會開誠布公地更正、訂正其他文史專員的稿件，在《文史資料選輯》中可以隨處發現他們撰寫的諸如“訂正”、“補正”、“補充”、“商榷”、“建議”等文章，便是文史專員們不斷追求接近史實過程的最好見證。有這樣一則故事。黃維是第四批文史專員，而楊伯濤是第一批文史專員，比黃維早工作十余年。當黃維看到楊伯濤在《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七輯撰寫的一篇題為《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的文章時，發現其中有不少地方和自己的記憶不同，認為楊文“并未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貌”，于是立即寫了《對<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見》，指出了楊文中的11點問題，并將自己所了解的情況一一注明。這里僅舉一例：楊文說淮海戰役期間胡璉“借故離開部隊，逗留后方”。但黃維則認為，“胡璉因父病危和自己牙病劇發，請假由唐河到南陽搭飛機到漢口。當時沒有料到淮海戰役開始，部隊東進增援徐州。嗣又胡父病故治喪”，并證明國民黨“十二兵團在雙堆集被圍后，胡璉聞訊主動飛回前線，積極協助指揮和維持部隊。后又派他飛南京向蔣介石報告，并繼留南京催運空投，不要回前方。但幾天之后，胡璉又飛回前方”。此外，另一位文史專員方靖也發表《對<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的訂正和補充》，對楊文中出現的14處時間、地點、人物重新加以考證。此后，作為前“陳誠軍事集團”成員的地方文史委文史專員如邱行湘、宋瑞珂等也先后發表文章，進行討論。

　　楊伯濤在閱讀了討論文章后，向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遞交了關于撤銷《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的書面申請。后來，在改版的《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上，遂出現了這樣一則公告：“楊伯濤撰《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作者提出撤銷，另行撰寫；黃維、方靖、邱行湘、宋瑞珂等對此文的訂正文章，因尚有一定史料價值，均予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