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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年輕時曾相信"刺殺救國" 自學化學為配毒藥
1894年6月,正當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焦頭爛額的李鴻章收到了一篇洋洋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書》。書中列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四大綱領,“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這份上書由李鴻章親信幕僚盛宣懷轉呈,還有當世名流鄭觀應、王韜等人的推薦。上書人則在天津等待著面見李鴻章的機會,以“一白其胸中之素蘊”。
戰爭已經火燒眉毛了,李鴻章沒心情聽人講這些“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也沒工夫召見一個28歲籍籍無名的醫生。據說,李鴻章讓手下人給了他一本護照,打發他去國外考察農業。
李鴻章如果泉下有知,獲悉此后十七年大清國的命運,一定會后悔自己當初的“輕慢”——《上李傅相書》的作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果真出國了,卻不是考察農業。1894年底,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籌款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翌年2月,興中會在香港成立,隨即準備在10月發動廣州起義。由于事機不秘,起義未及發動即遭鎮壓。孫中山東渡日本。
此后16年,孫中山一直在異國他鄉繼續著他的革命事業,領導了10次未獲成功的起義,直到1911年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
孫中山年少時就自命“洪秀全第二”,讀書時與陳少白、尤列和楊鶴齡自稱“四大寇”,早有“造反之志”。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標,據其自稱是在甲午戰爭十年前:“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對照之下,甲午戰爭前夕給李鴻章上書,滿腔熱情地“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似乎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其實,一直到甲午戰爭前后,孫中山救國救民的理想始終有著和平改良與暴力革命兩種選擇。他更傾向于前者。
正是甲午戰爭,讓改良和革命兩條道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明確起來。
甲午年,以“變法”為號召的康有為,考試未中,沒能進仕。上書李鴻章未果的孫中山,“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第二年,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簽約之年,“公車上書”,康有為爆得大名,進入仕途,獲得了從權力中央“變法”并改造中國的機會;孫中山則策劃了在廣州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有著改良和革命兩個前進的路徑。改良觸礁碰壁,此路不通;革命披荊斬棘,找到出路。
甲午一戰,中國國運墜至谷底,卻也由此喚醒了千年大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開始探索。尋路,貫穿了120年來的中國歷史。
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從君主立憲到三民主義,一次次地探索,一次次地抗爭,一次次地失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卻遠沒有完成革命的目標。此后數十年,中華民族繼續著革命的主題,直到建立起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嶄新國家。
歷經百多年的艱辛探索,中華民族終于找到了通往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終于走到了最接近偉大復興目標的歷史坐標點上。兩個甲子過去,滄海桑田,中國國家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民族之氣昂揚奮進,與120年前決然兩途。
刺客列傳
政治暗殺,是清末至民國的一大社會風景。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遺著《暗殺時代》里這樣說:“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起義屢戰屢敗,革命頻頻受挫,前途未卜的形勢下,越來越多激進的革命者選擇了暗殺的方式。據不完全統計,從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間,革命黨付諸實施的暗殺活動就不下20次,遠遠超過他們組織的起義次數。
被列入刺殺目標的,上至慈禧太后,下至總督、巡撫,不一而足。但是暗殺是個技術活,不是誰都干得了的。在眾多的刺殺事件中,成功案例其實不多,僅有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魁良弼等少數幾次。
刺殺未果卻又得到了最大政治利益的,要數汪精衛。1910年,汪精衛來到北京,準備安放炸藥,炸死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結果事泄被捕。獄中,汪精衛寫下了壯懷激烈的詩篇:“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間成了萬眾敬仰的英雄,連清廷也有意拉攏,沒有將其殺害。
以今日眼光視之,政治暗殺絕不是革命正道,即便對這些慷慨的刺客報以同情,其刺殺之舉也不該被提倡。但在清末,這些蜂起的刺客卻大壯革命聲勢。有志于救國救民的仁人志士,很多人都曾準備加入刺客的行列。比如后來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年輕時相信刺殺救國,自學化學,每天配置毒藥和炸藥,還專門教了許多愛好化學的女學生,因為他認為女性用毒藥刺殺會更容易成功。
另一個未能付諸實施的刺客是時年20歲的陳獨秀,他參與策劃了吳樾刺殺五大臣。據說,兩人還為究竟誰去刺殺而爭執扭打。精疲力盡之后,吳樾說:“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獨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難。”吳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遂做易水之別。
吳樾與陳獨秀是不是有過這番談話,已經無法考證。不過,吳樾的犧牲和刺殺五大臣活動的失敗,確實使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進行方式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他開始放棄暗殺這一革命方式,轉而尋求以實際行動來喚醒國人的革命意識。
立憲幻想破滅
1911年5月,清政府實行責任內閣制,成立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瓷先?,清廷實行君主立憲邁出了實質性步驟,此事本來意義非凡,然而它猶如一盆涼水,劈頭蓋臉澆在了立憲派頭上。
在當時大清國激烈緊張的社會矛盾下,立憲派可能是除了當權者外,唯一一群仍希望維持清廷存在的人。在舉國上下的立憲風潮壓力下,攝政王載灃宣布推出新的責任內閣,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占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為“皇族內閣”。這樣的內閣成員名單意味著,本該限制君權的責任內閣,反而成為君權的延伸。
就閣員個人素質而言,這些皇族成員多為驕奢淫逸不知世務者。時人論道:“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貪污不堪,與其子載振日以招權納賄為事,時人比之為嚴嵩父子”。載洵、載濤是攝政王載灃的親兄弟,“均不過二十多歲,政治學識,兩不稱職”。但載灃卻“以載洵管海軍,載濤總參((軍咨府))及禁衛軍”,讓他們掌握軍事大權,這種做法“不僅為當時漢官所反對,即屬滿人,亦多側目”。
人們由此相信,清朝之所謂立憲,不過是個幌子、是個騙局,冥頑不靈的清廷已不值得信任,弄虛作假的憲政已不值得期待。就這樣,君主立憲尚未誕生,卻在民意中永遠死去。
地方漢族大員對新內閣的反感同樣是致命的。“皇族內閣”剝奪了地方督撫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對的權利,改將各省交由內閣統轄,而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諸侯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當革命匆匆來臨,以往曾維護皇室、反對革命的立憲人士和地方官僚大都樂觀其成。沒有立憲派和地方官們的支持或默認,各省紛紛“獨立”的革命形勢原本是不可想像的。
外起義內逼宮,新軍為清廷掘墓
1911年10月10日,駐防武昌的湖北新軍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緊接著,起義像傳染病一樣在新軍中迅速蔓延。22日,長沙新軍起義;陜西新軍起義。23日,九江新軍起義。29日,太原新軍起義;30日,昆明新軍起義……
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義四十一天的時候,關內十八行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和山東四省繼續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后宣告獨立。
清政府花了無數銀子建立起來的新軍,要動手埋葬大清國了。
清末新軍的創建,緣起于甲午戰爭。戰爭爆發后,清軍節節敗退,不堪一擊。軍事體制的落后有了切膚之痛,清政府在1895年派袁世凱赴天津小站練兵,督練“新建陸軍”,即新軍。新軍聘請德國教官,采取近代德國陸軍制度,全部采用外國新式武器裝備,很快成為清軍中最強大的力量。
至武昌首義,清廷訓練的新軍已編成十三鎮。北洋軍為中央軍,占了六鎮。各省新軍為地方軍,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的湖北新軍就屬于地方軍系統。
新軍起義,在清廷看來無異于統治根基動搖。清政府馬上調遣新軍最強大、精銳的北洋軍前往武昌鎮壓。但這時清廷發現,唯一能夠指望的北洋軍根本不接受他們指揮。
萬般無奈之下,清政府只得重新起用北洋軍真正的主人袁世凱。
袁世凱督師之后,北洋軍很快攻下漢口、漢陽,隨即停止了進攻,養敵自重。這之后,袁世凱對革命黨和清廷分別上演了逼宮大戲。戰與和,都是袁世凱手中的棋子。他翻云覆雨,成為這場革命的最大贏家。
1912年1月16日,南北方的議和已經接近完成,袁世凱向清朝的孤兒寡母提出退位要求。他只稍微提及法蘭西革命,隆裕就被“嚇昏”了:“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遜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蕩然無存。”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攜六歲皇帝在養心殿舉行最后一次朝見儀式,頒發遜位詔書。中國帝制歷史告終。
甲午舊人重逢武昌
武昌起義發生后,大清水師提督薩鎮冰奉命率艦隊前往鎮壓,比陸上的北洋軍還早到了兩天。然而,這支重建的清朝水師,將士多受革命思潮影響,對鎮壓起義出工不出力,開炮多數故意打偏。當時,英國駐漢口領事朱爾典在給英國外交部的電文中就明白寫道:“水師提督薩鎮冰所統之艦隊,自始至今對于清軍行為殊淡漠。”
剛剛被革命黨人擁立為湖北軍政府都督的黎元洪,對江面上的清軍水師焦急萬狀,趕緊給薩鎮冰寫了封信,口稱“夫子大人”,表示革命的目標在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民國,勸說老師反正:“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一系吾師平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他項革命可比……”
黎元洪稱薩鎮冰為老師,并非客套。1884年,黎元洪考取天津水師學堂,而薩鎮冰是第一屆去英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歸國后在天津水師學堂任教。兩人確有師生之誼。
甲午戰爭時,負責北洋水師訓練的薩鎮冰,奉命率軍駐守日島炮臺,與日軍血戰十一天。期間,其夫人聞薩鎮冰患病,趕到陣前探望,卻被薩鎮冰派人阻在營外:“此地非同尋常,今日非同尋常,告她當我已死,令其速回。”
甲午戰敗,清廷將罪責歸咎于海陸官兵,薩鎮冰等未殉職的海軍將領被悉數革職。1899年,清政府決定重整海軍,起用薩鎮冰為北洋水師的幫統領總兵銜。隨后薩鎮冰一路高升,最終被提拔為水師提督。
黎元洪是廣東水師“廣甲”艦二管輪,參加了甲午黃海大戰。管帶吳敬榮貪生怕死,“廣甲”號逃跑途中擱淺,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漁民救起。從此,黎元洪脫離海軍,轉投張之洞門下,籌練新軍,一路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發動武昌起義的,正是其屬下的輜重隊、工程隊和炮隊。
閱信之后,薩鎮冰沉默良久,說:“黎原是海軍中人。”兩位經歷過甲午戰爭的海軍舊人,在武昌又有了一次人生交集。
薩鎮冰給黎元洪親筆回信:“彼此心照,各盡其職。”黎元洪看后心下大寬:“語雖雙關,但無惡意。”
薩鎮冰的部屬贊成革命的不少,艦隊官兵向他提出舉義的要求。薩鎮冰不愿叛清,又不忍鎮壓革命黨。11月11日,薩鎮冰乘坐“江貞”號炮艇掛職而去。他用燈語示知水師各艦:“我去矣,以后軍事,爾等各船艇好自為之。”
第二天,大清水師各艦扯下了龍旗,炮口轉向清軍。
專家解析
甲午海戰,
假如中國勝了……
程美東
甲午之痛讓中國人久久揮之不去。雖然時間過去了120年,但甲午戰敗給中國帶來的恥辱和悔恨依然充滿著很多中國人的心頭。120年過去,我們撇開刻骨銘心的怨與恨,而加以冷靜地假設:若是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中國會怎樣?
我想就這樣的假設展開思想的翅膀,遨游到歷史的星空當中。
假如甲午海戰(主要是黃海大戰)中國得勝,中國會乘勝追擊、直搗日本本土嗎?大清政府不會,大清的軍隊也沒有這個能力——不僅海軍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不敵日本,陸軍更是不堪一擊。如果陸軍強大的話,黃海大戰后海軍躲在劉公島就不會腹背受敵而全軍覆沒了。如此,甲午海戰若能勝利,中國最多獲得自衛戰爭的局部勝利,自己無法得到一般國家戰爭勝利后所獲得的物質利益。如此,這場戰爭至多如前十年的中法戰爭一樣,不敗而敗,最多只是一個面子的勝利!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滿清朝野上下,必然彈冠相慶,一片贊歌,驟然間太平盛世之幻象必在諸多官僚士紳及一般人心中冉冉升起,圣君賢臣的阿諛之詞便漫天飛舞……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光緒帝能躊躇滿志、居安思危、乘機大行變革之事么?可能性極小,我以為戊戌變法斷斷不會產生。最大的可能性是慈禧皇太后所臨御的30多年被馬屁精們視為最為英明偉大的30年……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西方也許能高看一眼中國,中國興許能爭得一點平等的待遇。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大清政府在盲目的自我膨脹中,不知深淺地以強硬的姿勢來對待西方世界,義和團運動興許能提前到來……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最大的可能性是清政府可能茍延殘喘數十年,中國將會更加緩慢地爬行在現代化的軌道上。甲午戰敗驚醒了中國人,意識到學習西方是根本之圖——甲午戰前,孫中山還上書李鴻章,甲午戰敗使得孫中山覺得等不及了,認為改良不行,只能革命;甲午戰前,中國文人還沉浸在詞句文章的科舉考試當中,甲午戰敗后,張謇棄狀元之可能的仕途而經營實業,蔡元培離翰林院而事教育,梁啟超棄進士考試而事維新……這些上流社會的文人在甲午戰敗后成批地從傳統的政治、文化中轉變過來,使得清政府失去了精英階層的強固的支持,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
前面講了這么多有關甲午戰勝的假設,其結局基本是負面的,如此言論可能為有些人所誤解,以為為日本侵略中國唱好。若有如此想法,實在冤枉本人。我之本意實在簡單:我們不能對于甲午戰敗簡單停留在怨與恨的層次,而是要時時用警醒的態度來省察其中的原因,并且循此而超前設計我們的現代化發展,使我們的國家、民族不再經歷此等奇恥大辱。不忘國恥是正確的,但不能將其化為憤青式的民粹,不能將其激變為漫天無效的空談,而是要內化為前進的動力和時時不斷的鞭策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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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曾珂
關鍵詞:中日甲午戰爭 刺殺救國 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