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反映了一個人的精神面貌”

　　時政記者的工作環境，決定了對他的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服裝整潔，舉止端莊，謙虛謹慎，彬彬有禮，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因為，在同外國友人接觸中，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國家，都反映了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周總理一直很重視儀表。他不光自己注意，對周圍的同志要求也非常嚴格。有一次周總理會見外賓時，一位同志挽著褲腿和袖口去了。周總理批評她說：“這里不是自己家里！”這位女同志從此改掉了這個毛病。光是因為沒刮胡子，我就挨過周總理幾次批評。他說：“這反映了一個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到現在，每天必刮胡子的習慣我一直堅持著。

　　“郭老的呢？”

　　采訪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活動，為了準確無誤，記者都要在發稿前送審。每個領導人也都有自己獨特的審稿習慣。周總理審稿，最大的特點是認真，一個字一個字地改，甚至包括標點符號，并且每次給我審閱廣播稿件時，都會習慣地看一下手表，看能不能趕上當天晚上8點開始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有一次周總理會見了一個來訪的外國黨政代表團。我在新聞稿件中寫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會見了來訪的……”周總理看后對我說：“人家是外國黨政代表團，我們是不是也該寫上黨內的職務？”于是我趕快改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會見了來訪的……”周總理看了修改稿件后，再次對我提出批評說：“為什么你只寫上了我的黨內職務？郭老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改稿，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前加上“中共中央委員”。

　　“要在消息中點出他們的國家”

　　1970年3月18日，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受美國支持，在柬埔寨發動了軍事政變，宣布廢黜西哈努克親王。當時，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結束對法國的訪問后正在蘇聯訪問，他們得到這一消息后馬上從莫斯科來到北京。3月l9日早晨，我們接到外交部通知：“今天上午11點15分，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抵京。”因為這是個突發事件，我既不清楚這次事件的背景，又不了解我國政府的態度，不知如何報道。為了早點弄清情況，我不到10點就趕到了首都機場，只見周總理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當即指示我們：“我們仍按國家元首的身份迎接他。”并要求我們馬上寫稿，盡快播發。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很快擬了一條“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到達北京”的消息稿，趁飛機還沒有落地，送周總理原則審定。周總理看得很認真，當他看到末尾一句“到機場迎接的還有各國駐中國的外交使節”時，對我說：“這不行，一會兒你們看一看，如果使節來得比較多，要在消息中點出他們的國家，以表明這些國家對親王的支持。”我問周總理，能否按照周總理原則審定的這個消息框架和指示精神，等我們將事實核準后就發稿，周總理表示同意。但當周總理在飛機舷梯旁迎接西哈努克親王時，看到現場還有幾十個國家的外交使節，又擔心有誤，指示我再隨車到釣魚臺國賓館———他要對消息稿做最后審定。在現場，外交部禮賓司韓敘同志對業務非常熟悉：竟然一個不差地向西哈努克親王介紹了41位使節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國家，我跟著韓敘同志一一記下這些國家的名稱，并且隨車隊到了釣魚臺國賓館。當周總理最后審定稿件時，已經是12點29分，我立即打電話通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部，這條被國內外矚目的消息在12點30分的新聞節目中作為剛剛收到的消息插播了出去。這條新聞以最快的速度首次向外界表明了我國政府對柬埔寨局勢的立場，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反響。

　　“你今天出了個好主意”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外事新聞比較簡單，領導人的講話一般不發表，但對政治口徑要求很嚴。當時大部分外事新聞，特別是周總理自己的外事活動報道，都由他本人把關。消息中形容他同外賓談話的氣氛，是“友好”、是“親切友好”、是“同志式的”、是“無拘無束的”還是“坦率的”，他都要斟酌一番才定。1972年10月7日晚上，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一樓東大廳會見由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主席愛德華·默里和副主席阿瑟·德克率領的美國報紙主編協會訪華代表團，談話一直持續到8日凌晨。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不久，中美兩國還沒有建交，中美關系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周總理這天晚上顯得特別興奮，他談笑風生，同美國客人的談話涉及各個方面。草擬消息稿時，用什么詞來形容這次會見，我有點兒拿不準，反復考慮后，只好先寫上“賓主進行了友好的談話”。盡管談了好幾個小時，周總理仍然精神飽滿，神采奕奕。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問我們今天的消息怎么發？我迅速把消息稿送上。總理拿起一支鉛筆，把消息稿放在茶幾上。剛看完導語，周總理就提出了意見，他說：“怎么寫我一個人見呢？我們是集體會見嘛！我是同朱穆之、魯瑛、章文晉和彭華同志一起會見他們嘛，改一改。”我趴在茶幾上，按照總理的要求把新華社社長朱穆之、《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外交部部長助理章文晉和新聞司司長彭華的名字寫到了周總理之后。周總理看到形容氣氛用的是“友好”二字，有點兒不滿意，當即用筆劃掉，略加思考后，將“友好”改成了“坦率”。我看周總理那么高興，就大著膽子說：“坦率”二字一般用在有分歧的兩國政府的會談或會見中，這些人都是美國新聞界人士，談得又不錯，恐怕用“坦率”不太好，可能還會引起一些誤會。周總理聽后沒說什么，提筆將“坦率”二字劃掉了。周總理稍停片刻后，突然問我說：“你說用什么好呢？”我一時不知從哪兒來的靈感，馬上回答說：“干脆客觀報道，用‘長時間’吧。”周總理看了看表，笑著說：“你今天出了個好主意。”于是他滿意地將“坦率”改成了“長時間”三個字。周總理看到最后一段是參加會見的中方人員名單，便問：“怎么沒有你們兩人的名字？”（另一位是指新華社女記者任紅福）我說，記者名字不見報，記者是來采訪的，不是參加會見。周總理說：“今天我見的是美國新聞界人士，你們也是新聞界的嘛。”他轉身對朱穆之說：“你把他們的名字寫上。”就這樣，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劉振英簡介

　　劉振英，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945年8月出生，河南永城人。1966年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先后任編輯、記者，時政組組長，時政部副主任、主任，新聞中心副主任兼時政部主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委，廣播學會常務副會長。中組部確認的黨員專家，享受國家特殊貢獻專家津貼。1994年獲得中國新聞工作者最高榮譽———范長江新聞獎。

　　從事新聞工作40余年來，劉振英參與了許多重大政治活動、黨和國家領導人重要活動的報道，是新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和記錄者。劉振英隨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了80多個國家和地區，采訪了100多個國家領導人的訪華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