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侯馬秦村盟春秋晚期盟誓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璧。

山西博物館藏侯馬盟書

　　春秋時期，變革與戰亂頻仍，舊秩序日趨瓦解，“公室衰微”，“政在家門”，不僅周天子權力旁落，形同虛設，不少諸侯國的政權也為卿大夫把持。出于政治上與軍事上“合縱連橫”、黨同伐異的需要，國與國之間、卿大夫與宗黨之間歃血為盟、約信明誓的“盟誓”活動風行一時。山西侯馬和河南溫縣春秋晚期盟誓遺址的考古發現，則揭示了史書上沒有記載的宗黨間盟誓活動的鮮活細節。

　　據考證，侯馬盟誓遺址的主盟人是晉國六卿之一的趙簡子，而溫縣的主盟人則是同為晉國六卿之一的韓氏。兩處盟誓遺址發現的數百個長方形或橢圓形盟誓坑(“坎”)內，都出土了用于祭祀的玉器與牛、羊、馬等動物，以及朱書或墨書的玉石約信文書——“盟書”。

　　侯馬盟誓遺址出土玉器200余件，種類有圭、璋、璧、聯璜璧、環、瓏、琥、玦、刀、戈、鉞、矢形器和一些長方形、圓形以及不規則形的玉片等。這些玉器依據在盟誓坑內的出土位置，以及器表是否書有文字，可以分為盟書用玉與祭祀用玉兩大類。

　　盟書用玉主要是圭、璋、璧等玉器。其中，制作規整的長條尖首型玉圭，是春秋盟誓遺址中出土最多的一類玉器，是“盟書”的主要載體，體現出西周命圭制度對于春秋盟誓儀式的深刻影響。這些長度不一，寬度大多在1.3厘米以上的玉圭上，大多用朱砂書寫著密密麻麻的盟誓誓詞，誓詞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別背叛誓言，否則要你好看。

　　另一類祭祀用玉，大多出土于盟誓坑北壁下特意掏挖的小壁龕內，一般龕內放置一件璧或璋，多的放有三至八件玉器。這些祭祀用玉中，不少是前朝的遺留物，如商代的琥形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璧、聯璜璧、鉞、刀、璋等，甚至還有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璧。有意思的是，這些祭祀玉器多數被有意地分割切薄，像玉璧，很多厚度只有0.2厘米，最薄的僅0.05厘米；璋、鉞、戈、環等玉器的厚度，同樣大多只有0.5~0.1厘米。這些事先被特意切薄的玉器和牛羊等動物，都是盟誓儀式上奉獻給神或祖先的祭品。

　　此種將玉璧等玉器用作祭品的理念，顯然源自于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玉事神的用玉傳統。只是，春秋時期，玉圭與玉璧脫穎而出，逐漸成為祭祀天地和祖先活動中最為常見的玉禮器組合，而且還開創了重質不重文的祭祀用玉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