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申遺成功當晚，韋建樺接過老鄉的電話，就不由開始思考，如何更好地保護大運河？

　　“申遺成功并不是最終目的。但申遺成功確實為研究、宣傳和保護、利用大運河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巨大動力，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契機。”韋建樺認真地寫下了幾條思考。首先，應要求運河沿線各級政府進一步完善、落實全面維護和妥善利用的措施，消除各種影響運河歷史風貌的弊端與隱患。其次，進一步深入開展大運河研究，集中歷史學、考古學、水力學、地質學、科技史、文化史和藝術史等領域專家學者，設置大運河編年史、大運河沿線城鎮變遷史、大運河與中國古代水利及科學技術、大運河歷史文化內涵、大運河文獻綜錄和古跡通考等課題，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另外，還應建立和完善促進大運河保護利用的專門機構。韋建樺說，申遺過程中，國家文物局專門成立了“大運河聯合申遺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并責成江蘇揚州市作為牽頭單位承擔辦公室具體工作。“目前，這個辦公室已經完成申遺階段的工作，并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了人才，積累了經驗，建議保留整個機構，讓它承擔起大運河聯合保護、管理、監督和宣傳的職能，以保證各項工作統籌協調、有效推進。”

　　張廷皓說，申遺成功了，只是取得了一個階段性的成果。“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大運河涉及幾十個地方政府和各個部門，保護難度之大，在我國現有47項文化遺產中是最大的。”張廷皓說，這個“活態”遺產，還保持著運輸和輸水等現實功能，要探索符合運河實際的保護和利用的理念和方法，要防止對大運河珍貴遺產的濫用。在呼吁加大有關大運河的基礎性研究之外，他還希望，根據依法治國的理念，現有文化部頒發的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辦法，能逐漸上升為更具法律約束力的條例。

　　作為一名往屆的政協委員，舒乙對于政協這個平臺的認同沒有一絲更改。他說，大運河“申遺僅僅是開始，不是結束”，而且政協發揮作用還“遠沒完”。他說，大運河那些沒有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河段，地方政府還急需委員們提供建設性的建議，還需要借助“政協委員說話的權利”，把保護工作做得更好。